蒋小柱是我们家的西邻居，大名叫蒋小斌；穆文国住在我们家西侧的另一趟房，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穆立本。在南住宅住的这段时间，我们既是邻居，又是好朋友，还是同学。
蒋小柱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个子高高的，像个姑娘。也许是他父母中年得子的缘故，又是个男孩，还是老疙瘩，所以他在家非常吃香，三个姐姐都得让着他，他父母更是放在手心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全家人都宠着他。认识了蒋小柱，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个时候，家家经济条件都不好，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富裕，但是他母亲每天早晨都为他煮一只鸡蛋！鸡蛋，知道不，很普通吧，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家都是过年过节，或者招待客人才能吃。蒋小柱每天早晨吃一个鸡蛋，让我羡慕不已。每天早晨他都晚起，每次找他去上学，他都从被窝里刚爬起来，两只眼睛是不睁开的，磨蹭着坐到炕沿边上，他母亲开始给他穿衣服。穿裤子的时候，只听她母亲说：左腿。他就闭着眼睛把左腿抬起来，他母亲就把左边的裤腿套进他的腿。她母亲又说：右腿。他就又闭着眼睛抬起右腿，他母亲就把右边的裤腿套进他的腿。穿衣服也是如此，喊左胳膊，穿左胳膊；喊右胳膊，穿右胳膊。最后穿鞋，蒋小柱上小学好几年级了，依然不会系鞋带，都是母亲伺候他穿鞋。蒋小柱的母亲是个丹东人，很会做吃的，而且还做的还很讲究。记得他们家也吃玉米面大饼子，但是比我们平常吃得要讲究多了，炕桌放在炕上后，一只碗里装着大酱（黄豆酱，东北人自家做的），一只盘子里装着白菜叶，他母亲先拿起一块白菜叶，然后将大酱一点一点涂在上面，最后放上一块玉米面大饼子，将菜叶一卷，普通的吃食就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型，非常好看，让人十分有食欲。
蒋小柱胆子特别小，小到什么程度？有一天他来我家找我玩儿，正赶上打雷下雨，轰隆一声雷响，蒋小柱吓得一缩脖子。轰隆又一声雷响，蒋小柱张开嘴“哇”地一声开始大哭。开始我还哄他，让他别哭了，可是雷声不停，他就一个劲地哭。再后来，我也懒得哄他了，他一边哭，我就在旁边看他笑话，笑得我差点背过气。到了晚上，天一黑，蒋小柱是绝不出门的，因为他害怕。那时候住平房，人们上厕所，只能去公共厕所，住宅里每隔几趟房，便有一个公共厕所，是旱厕。他晚上上厕所的时候都要喊上我，陪他一起去，你让他一个人去，就算打死他，他都不敢去。
蒋小柱的父亲吸烟，而且是整盒的烟卷，在当时绝对是奢侈品。当时会吸烟的人几乎都抽旱烟，老人们抽烟袋，将晾干的烟叶用手搓碎了，装在眼袋锅里抽。住宅里住的都是造纸厂的职工，很容易弄到白纸，把白纸切成长条形的纸片，然后用它卷旱烟抽。有一次，蒋小柱偷偷从家里偷出两支“大前门”，低声对我说：走，咱俩一人一支，躲厕所里去抽。出于好奇，我们躲在厕所里开始抽烟。谁知道，我一进家门，母亲就一脸怒气地问我：刚才是不是和蒋小柱抽烟了。我没敢承认。被母亲打了一顿，把我打明白了，原来旱厕的男厕、女厕是连着的，中间隔着一道墙，男厕在南面，女厕在北面，我和蒋小柱搞地下活动的时候，我们俩说的话，碰巧被在另一侧上厕所的母亲听到了。那次之后，我再也没碰过烟，就算动个念头都觉得母亲的那双眼睛不一定在哪里盯着我哪。
后来，造纸厂盖住宅楼了，因为他父亲年龄大，参加工作早，厂里给分配了一间楼房，他家住的是一楼，我去过一次。他家搬走后，我们慢慢失去了联系。蒋小柱的父亲在厂子里出过工伤，当时造纸厂还实行子女接班政策，初中毕业的他顶替父亲成为了造纸厂的国营职工，当了一名电工。前两年，蒋小柱也出了工伤，摔成了脑出血，最后不治身亡了。他的儿子和我儿子差不多大，一个家就这样散了，每次想起，都令人唏嘘不已。
穆文国和我个子差不多，给人的感觉有点邋里邋遢的。穆文国和蒋小柱一样的地方是，他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上面也是一大堆姐姐，他同样也是家里的老疙瘩。穆文国和蒋小柱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和我一样淘气，爱惹祸，也是经常被他父亲揍。穆文国的父亲是名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一只手的大拇指缺了一截，那是在抗美援助战争中的留念。他父亲的脾气和我父亲一样暴躁，有时候甚至比我父亲还要暴躁。记得有一年冬天，那天下了很大的一场雪，穆文国穿着一双夏天穿的塑料鞋跟小伙伴们跑出了家门，回家之后，他父亲操起一把笤帚，把穆文国按倒在炕上，抡圆了胳膊，朝着穆文国的屁股蛋子一顿猛抽，边打边说：大冬天的，你看谁穿塑料鞋了，咋不把你脚丫子冻掉了。他父亲的脾气太暴躁了，家里人吓得谁都不敢上前劝，直到将一把好端端的笤帚打得粉碎，他父亲才消了气。今后的几天，穆文国走路都是瘸的，但也就只板了几天，这个家伙又嬉皮笑脸的开始捣蛋了。穆文国皮实，是我和蒋小柱我们仨当中身体素质最好的一个。穆文国现在还在造纸厂上班，也早就娶妻生子了，人到中年的他，身体开始发福了，比小时候胖了许多，唯一不同的是比小时候干净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