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去过花垣的人,不能真正理解“峰回路转”。
从长沙去花垣,先要经过湘西自治州的首府吉首。现在有高速公路了,很快,可在当时要一整天。从吉首到花垣,直线距离并不长,但真要走起来,相当艰难。吉首与花垣之间的盘山公路,在中国肯定算不上最高,也算不上最险,但却能真切地让你体味到什么叫“峰回路转”。刚开始都一样,在山脚下慢慢爬坡,慢慢盘旋。越爬越高,越盘越陡,越爬弯度越大,但不管是哪里的盘山公路,不管这个盘山公路有多险,司机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都知道前进的方向,都能预先知道或预先估计到在哪里要转弯,在哪里要爬陡坡,在哪里可能是前方视线的死角,白天行车,遇到这些地方就要鸣喇叭,警告对方可能出现的车辆,如果是夜晚,则要打远灯,有经验的司机除了打远灯之外,还要打闪灯,让自己也让对方从变化的灯光中看清楚路面,看清楚旁边的障碍,看清楚对面可能突然出现的车辆并让对面的车辆提早看到自己。可是,在吉首与花垣之间的盘山公路上这些经验都不管用。在快到山顶时,第一次走这条道的司机会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了判断,假如有判断,那也肯定是错误的判断,因为,盘山公路在这里突然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转过来,真真切切地就是绕着一个高耸的山峰,跨过一座山涧天桥,往回转了回来,然后才重新向上盘旋,拾阶而上。三个月前邓光辉他们从长沙来花垣的时候,第一天赶到吉首,第二天花垣县有关部门来车接他们,司机是当地人,对这条路熟,当然没有大惊小怪,但坐在车上的邓光辉他们却吓出了一身汗。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学探矿的甚至是学地质的,走过的山路险路肯定不少,可面对这样的怪路还是第一次,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后来,在花垣的时间长了,才从当地人口中知道,那地方果真叫“峰回路转”。当年建设这条公路的时候,从地形和坡度考虑,怎么计算都没有办法翻越顶峰,设计者脑袋都想大了,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后来好不容易睡着了,做的梦还是关于修路的,梦见主峰与次峰之间出现了一道彩虹,这才受到启发,在次峰与主峰之间架设了一条天桥,并使盘山公路向回转,转到下面那条路的头顶上,以距离换坡度,这才修通了这条路。三个月后,邓光辉因为被留守,也同样经历了人生的一场转折,一场“峰回路转”的大转折。
第二天一大早,领导和同志们都起床了。给邓光辉的感觉是他们这一夜根本没睡,单等着天亮呢。
他们确实要起早,一大早起床,赶头班车爬上那座大山,再小心翼翼地经过峰回路转,盘下大山,然后走几十公里山路,下午才能顺利地到达湘西自治州首府。在吉首住一夜,买好明天去长沙的车票,明天再赶一大早的车,如果仍然顺利,第二天晚上就能回到他们阔别三个月朝思暮想的长沙了。
领导和同志们走后,招待所顿时冷清了许多。可邓光辉心里是热的。他四十岁的人了,第一次接受重用,心里高兴。这种高兴很快就体现在他对部下的态度上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工程师,在院外的人看起来,是干部,大小也像个领导,可是在研究院,工程师好比工厂的工人,乡下的农民或部队的战士,总之,就是一介平头百姓,是没有任何“部下”的。可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他手下有两个刚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还没有正式转正,当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只能归邓光辉领导,并且副院长走的时候明确说了,他走之后,这里的一切由邓光辉负责,两个新来的大学生要服从邓工的领导,因此,他们俩当然就是邓光辉的部下了。邓光辉自己当了一二十年的部下,最痛恨的就是领导把部下不当人,所以,他曾经有过一旦自己当上领导就一定要对部下好的念头,可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今天好不容易实现了,邓光辉决定把理想变成现实,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晚上请两个实习生喝酒。
邓光辉这个人身上或许有许多缺点,比如说话随便,一点也不像知识分子,起码不像高级知识分子,因此在研究院就显得很出格,不是那么受人尊敬,但他身上也有很多的优点,比如为人大方,不小气,敢于仗义执言,不搞小动作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大方。反正他一个人,没有经济负担,在长沙的时候就经常请同事喝酒,现在到了湘西了,又第一次有了部下,当然更不会吝啬,当天晚上请两个实习生喝酒。喝当地产的“土匪酒”。
“土匪酒”据说确实是湘西土匪发明的,制作原料也不是一般的粮食,而是当地山里野生的一种植物,叫“救命粮”。这东西也含淀粉,所以也能吃,但味道不好,很难吃,因此,不到万不得已要饿死人,老百姓是轻易不会吃它的,可一旦遇到荒年,它还是能就人一命的,“救命粮”由此得名。湘西过去出土匪,电影上常常把土匪表演的无恶不作,其实,现实生活中土匪并不像电影上表现的那么坏,一般地,能不侵扰老百姓他们尽量不侵扰老百姓,甚至偶然还做一些杀富济贫的“善事”,否则,没有“群众基础”和一定的“口碑”,肯定是不能长久生存的。1932年湘西土匪大火拼,起因就是一伙土匪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另一伙土匪去“摆平”的。事实上,土匪躲在山里,也搞一些小生产,比如种粮食养家禽打猎等等,并非完全靠打家劫舍过日子。用“救命粮”酿酒也是这种“小生产”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湘西剿匪之后,土匪没有了,这种“土匪酒”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温饱问题解决了,又想着返朴归真,于是,有人“匪性”难改,从市场需求出发,把几乎失传的“土匪酒”重新搬上了餐桌。
“土匪酒”味道特别,有点像农家自己酿的米酒,但是比米酒甜,还微微有一丝野果子的清香,有人说像正宗的法国葡萄酒,但那时候正宗的法国葡萄酒并没有多少人喝过,只能凭想象了。现在邓光辉带着两个实习生就把“土匪酒”想象成正宗的法国葡萄酒,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吃着喝着,邓光辉就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责任。身份是领导,至少在两个实习生面前是领导。责任是关心两个实习生的思想情绪。两个实习生虽然没有结婚,不存在回长沙看望老婆孩子的问题,但他们显然不是孙悟空,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肯定有父母,有亲人,说不定还有女朋友,对领导把他们留下来和邓工一起坚守的决定,当然不敢违抗,但早上看着其他人走的时候,眼神还是流露出羡慕、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样子。领导临走的时候特意把邓光辉叫到一边,让他注意两个小青年的情绪变化,随时做好思想工作,要邓光辉不但自己要把工作做好,当好表率,还要注意培养年轻人等等。邓光辉拍着胸脯说没问题,请领导放心。现在,邓光辉请两个实习生喝酒,就是体现关心,体现爱护。所以,他没有光顾着自己喝,而尽量劝实习生多吃多喝。这时候,邓光辉见两个实习生吃得开胃喝得开心,就开始做正面思想工作,说领导让我们三个留下,那是对我们的信任。
两个实习生一个姓陈,叫陈金扬,一个姓许,叫许传智,两个人刚从大学毕业,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加上喝了点酒,还没有来得及把邓光辉当成真正的领导,所以说话口无遮拦。其中陈金扬先打了一个酒饱嗝,顺了一口气,然后说:“屁。还不是看我们三个好欺负。”
邓光辉听了一愣,一口菜夹在筷子上,忘记往嘴巴里面送,僵在那里。
邓光辉不是那种很能沉得住气的人,这要是放在以前,就凭实习生这句话,他是肯定要发火了,可今天不行,今天他第一天当领导,虽然是仅仅领导两个实习生的小领导,但毕竟是领导,应该有涵养,要能沉得住气,不能跟小青年一般见识,加上有早上大领导临走前的交代,所以,邓光辉虽然心里想发作,但终究还是忍住了,没有发火。
另一个实习生许传智比陈金扬圆滑一些,会察言观色,这时候见邓光辉脸色难看,马上就出来打圆场。说:“也不能说是欺负,主要是看我们三个人没老婆,无牵挂,所以才安排我们的。”
许开智的话虽然不像陈金扬那么刺耳,但意思差不多,总之,他们并不认为领导是出于信任才留下他们三个的。
这酒没办法再喝了。
睡觉。
邓光辉躺在床上,并没有立刻入睡,脑子里老是盘旋着两个小年轻的话,又回忆领导昨天晚上的谈话,越想,越觉得自己被领导忽悠了。
邓光辉睡不着了。在床上翻来覆去,像烙烧饼,折腾了大半夜。越想越生气,想着你当领导的把我当傻瓜,忽悠我,我也拿你当傻瓜,忽悠你,老子明天就带着两个实习生回长沙,看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由于夜里没睡好,第二天起来已经接近中午了。
一觉醒来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邓光辉冷静许多。静下心来一想,这时候带着两个实习生回去,领导确实不能把他怎么样,而且他也确实解气了,但解气之后呢?不是一切如旧?恐怕还不如以前。你解气了,领导就生气了,领导生气了,早晚还是要把气重新撒回到你身上,并且领导涵养好,不会明目张胆地搞,而是背后搞,关键时刻搞,所以,最后倒霉的还是你自己。
邓光辉开始自我反省。反省自己太不成熟。甚至还不如两个小年轻成熟。两个小年轻还能看出副院长让他们留下的直接原因是他们都是单身,而自己怎么能理解成是领导的信任呢?这么想着,邓光辉就忽然有些不好意思,就觉得有点无地自容。幸好,房间里就他一个人,要不然,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知耻而后勇。邓光辉现在的“勇”不是一赌气带着两个实习生杀回长沙,而是想着如何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充分利用领导的忽悠,来一个反忽悠,用更有涵养的办法来对付领导的涵养,变被动为主动。
邓光辉或许是比较单纯,没有城府,但脑子并不笨,只是以前心思没有用在这个方面。现在认清形势之后,他马上就进行了周密思考,并且很快就想出了一整套反忽悠对策。
邓光辉开始给两个实习生布置工作。他仿佛已经完全忘记昨天晚上喝酒时候的对话了,仿佛他仍然很单纯,仍然以为副院长让他留下是对他的高度信任,他对两个实习生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院长不是说省有色金属研究所也打算有所动作吗?我们现在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弄清楚他们到底有没有动作,有什么样的动作。你们两个现在的任务就是出去打听这件事情。打听得越清楚越好。”
两个实习生到底是实习生,不管他们喝酒的时候话怎么说,也不管现在他们心里怎么想,但邓工布置的工作他们不能不做,于是,接到任务之后,立刻就出去了。
花垣县城不大,甚至还不如左家垄大,所以,两个小青年放出去之后,很快就把该弄清楚的情况基本弄清楚了。
第二天,邓光辉按照自己的周密计划,独自来到县邮电局,打长途电话,直接给忽悠他的那个副院长打电话,进行反忽悠。
“不得了了,”邓光辉说,“您判断的一点不错,省有色所已经来了,来抢我们的胜利果实了。”
“是吗?”副院长问。
“是啊。”邓光辉说。
“那……”副院长或许想说“那怎么办”,但没有说出口,可能及时意识到自己的院长身份,不能这样以讨教的口气咨询部下,所以话说到一半就停下了。
邓光辉由于考虑缜密,这时候见怪不怪,一本正经,耐心等候领导指示。
副院长停顿了一会儿,说:“你马上去找田县长,说明我们这次是带着任务回长沙的,要集中全院最优秀的专家制定详细的开发方案,争取用最经济的办法最大限度地开发好花垣的锰矿资源。”
“好!”邓光辉说,“高明!”
“那你就快去吧,”领导说,“越快越好。”
“是。”邓光辉答应,“不过…”
“有什么想法,说。”
“没什么想法,”邓光辉说,“就是我这身份对县长这样说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不是说了嘛,我走之后,你负责。你就代表我。代表我们研究院。”
“好,”邓光辉接过副院长的话说,“我马上就去。另外,最好您亲自给田县长打个电话,我自己不好介绍自己是副组长的。”
这话也是邓光辉事先想好的。副院长走的时候只说他是负责人,但并没有明确地说他是副组长,事实上,考察组也没有副组长。副院长是组长,如果有副组长,起码也要室主任,而邓光辉连副主任都不是,仅仅是一个“光杆”工程师,哪里有资格担任副组长。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破格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比如在战场上,班长排长全牺牲了,连长临时任命一个战士代理排长是很正常的。现在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既然说邓光辉是这里的负责人,既然要他代表副院长代表研究院和县长交涉,那么,临时给他一个方便和县长对话的身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可以。没问题。我马上就给田县长打电话。你赶快去。”副院长想都没想就回答。
邓光辉这下真是动脑筋了,在去怎么见田县长的问题上都动足了脑筋。比如是单独一个人去还是带着两个实习生一起去,他都经过认真思考。单独一个人去肯定不行,哪有领导出门不带兵的。但两个小青年一起去也不好,也不是打狼,需要倾巢出动。最后,邓光辉决定带两个人当中相对圆滑一点的许开智去。
路上,邓光辉对许开智说:院长来电话了,专门成立花垣锰矿资源开发项目组,他亲自当组长,我当副组长。
许开智果然比较圆滑,马上说:“祝贺您。邓组长。”
“嗨,”邓光辉假装不情愿地说,“什么狗屁副组长,其实就是让我在这里顶着,他们在长沙指挥。”
许开智比邓光辉想象的还要圆滑,说:“那更要祝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授。这里还不是你说了算。”
明知是恭维话,但邓光辉听了还是觉得舒服,甚至又有些飘飘然起来。
“别的不敢讲,”邓光辉说,“对你我可以保证。如果你想回长沙,我保证放你。如果你想留下,我保证不会亏待你。”
见到田县长,邓光辉开始忽悠,说花垣锰矿开发已经立项,我们院已经正式成立项目组。
县长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比较圆滑的许开智马上就介绍说:“这是我们邓组长。”
“副组长,”邓光辉谦虚地解释说,“这是重点项目,组长由院长亲自挂帅,我们只是做具体工作的。今后还希望的到田县长的大力支持,共同把花垣的锰矿资源开发好,利用好,让优质资源发挥更大的价值。”
田县长是花垣县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县长,从级别上说,只相当于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一个处室副主任,但此时国家已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县长在花垣就是半个土皇帝,因此,田县长从一开始他就对邓光辉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虽然一直在笑,并且是一种亲切的微笑,但明显是那种平易近人的微笑,而在邓光辉看来,平易近人就是一种被糖衣裹着的居高临下。
“国家有科技扶植基金,”邓光辉继续说,“我们想通过冶金部向国家申请,到时候少不了田县长提供相关的材料。”
田县长愣了一下,眼睛有活动。
“省里和市里也有,”邓光辉接着说,“省里问题不大,我们部属单位在省里说话多少还是有些分量的。自治州情况我们不熟悉,可能要你们自己申请,但我们会做配合工作,到时候把给国家和省里的报告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田县长认真起来。一认真就忘记微笑了。一忘记微笑就没那么平易近人了。于是,也就放弃居高临下了。
当天晚上,田县长留邓组长和许开智吃饭,县经委、科委和当地工商税务相关头头都参加,主要话题是向国家、省、自治州申请科技经费的事情。尽管这件事情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不了了之,但邓光辉的目的达到了,因为从那天起,花垣县上上下下谁都知道他是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驻该县的全权代表。考虑到矿冶研究院的级别和自治州一般大,所以,他这个组长或副组长也应该和当地的县长或副县长一样高,因此,他获得了许多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种种好处。其中最关键的是让他成为了大老板。
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国家允许私人采矿,而花垣的锰矿成鸡窝状,本来就不适合大规模开采,似乎就专门等待着国家这项新政策的出台。政策一开放,私人老板疯狂地跑马圈地,各级领导每天都喝得满脸通红,说话的声音也像刚刚下蛋的母鸡,高亢嘹亮许多,可开矿是要专业技术的,开采出来的锰矿经过手选浮选最后加工成氧化锰更需要技术,如此,邓光辉就成了抢手货,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
研究院也开放了,允许工程技术人员以处室为单位在外面创收,收入百分之七十归单位小金库,百分之三十归个人,但百分之七十归处室的这部分也有直接创收者的二次提成,这样,就足以把邓光辉肥死了。后来,私人老板难得和单位打交道,麻烦,还不如直接请邓光辉帮忙方便,而邓光辉呢,现在是长沙花垣两头跑,但明显是在花垣的时间多,在长沙的时间少,反正天高皇帝远,已经把自己当成半个花垣人了,当然不会多此一举地专门跑回长沙向单位上缴百分之七十的劳动所得,只是偶然良心发现上缴一点点做做样子,所以,等到石晓晴初中毕业,没有考上正规的艺术学校,要上私立影视艺术职业学院的时候,邓光辉已经富得流油,没等石学礼和何竹青开口,就主动掏出几万块钱。
“借。算我们借你的。”石学礼说。
“是是是,算我们借你的。”何竹青说。
“借个屁!”邓光辉说,“石晓晴不是我的干女儿了?我给自己的干女儿出学费,关你们什么事?”
研究院的人都说,人是说不好的,谁知道在研究院不得志的邓大炮到了花垣能峰回路转如鱼得水呢。
还是何竹青说的对,这就是命。否则,纵然有同学在粤港影视艺术职业学院当校长,如果没有“邓爸爸”在资金上的大力支持,石晓晴也不可能初中毕业后直接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