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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桃源乡的乡情以及乡政府的工作越来越熟悉。我跟随连部长、杨主任包绿岭村。包村的我主要负责内业材料的收集、整理、汇总。党建、综治、农业、老区、文化等迎检的材料一大推，这些工作只要有文字、有数据、有图片，就能顺利过关，至于实际成效，上级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了解。那年头，计生工作很受重视，包村的外业工作主要是抓计生。“双查”，即查环、查孕，“四术”，即上环、结扎、人流、引产，加上社会抚养费征收，这3项工作是重中之重。
在尚未放开二胎之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大有人在。在开展相关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不少悲剧。听老同志说，之前将一个9个月大的男婴引产了，按照规定执行手术的医生要把那位引产的婴儿活活弄死。被引产后那户人家的男人操着斧头追到执法人员要杀人，执法人员跑了，那婴儿的父亲和爷爷把执法车砍烂了。后来，那家男人进了监狱，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3年后的某天，一个外乡人找到了被引产的那户人家，要10万元钱，把男婴还回来。原来，3年前那位医生对着引产出来的婴儿下不了手。
我听着那些真实的故事，感到毛骨悚然。而我在桃源那两年，虽然抓计生的力度大不如前，但是还是时不时要搞特别行动。半夜集合，前往计生户，临近村口，将车灯熄灭，全部人员下车步行，并安排一个先行查看情况。待房前屋后人员安排妥当，再破门而入，来个瓮中捉鳖，也有事先得到消息，让我们扑了个空的。除了在本乡，我们还会去外乡抓人，甚至到上海去，我只参加了省内的行动。每次出门，专车前往，到达当地与那里的计生、公安等部门接头，摸清对象的住址、工作单位等情况，然后跟踪或蹲点，就像警匪片里的情节。每次去抓计生，我内心都不希望抓到人，好在顺心如意，抓计生的工作成效果然不高。
乡政府的工作，繁杂，其中形式主义的东西占去一半以上。很多时候，我忙前忙后，加班加点，却没有应有的工作成就感。其他同事，也有同感。老同志主要抱怨工资低，工作二三十年，事业干部月工资1400元，行政干部2200元。他们说，我刚毕业，一个月就能拿到1200元，工资已经很高了。要知道，那时候泰安县城的房子均价每平方米已经达到5000元，旗州市的房子均价更是每平方米达到1八000元了。
我的那点微薄的收入，扣除生活费用，每月所剩无几，偶尔我会给蘅芜寄一点钱。蘅芜跟我同一届，本科比大专多上一年学。大四下学期，她只身一人跑到夏州去实习。夏州与惠州交届，在南海之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开放得早，经济发达，号称海上花园城市，她说那里发展的机会应该比较多。
在无数次电话里的争吵之后，我们都厌倦了。从朋友到恋人，我们的角色转换并不顺利。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异地恋。在积蓄了一些钱之后，我在一个初夏的周末搭上前往夏州的大巴车。从泰州去夏州的班车，每天往返仅有一趟。汽车一会上高速、一会上国道、一会上县道，绕了半个省，500多公里的路走了八个多小时。那时候，我喜欢坐车，车外是我未曾到过的地方、未曾欣赏过的风景。
到了夏州车站，蘅芜接我到她的宿舍。她租住在一个即将连片拆迁的村子，密密麻麻的破旧房屋和为骗取拆迁补偿费新建的房屋像一座魔鬼森林，鲜有人影。她指了指不远处的开发区，那里全是现代化的摩天大楼，说离上班的地点比较近，而且这里租金比较便宜。我们在出租屋里吃火锅，她带我去逛了夏州的中山街、夏州大学和夏州岛四处的大海滩。
我和蘅芜并肩坐在海堤上，看着大海，身后是繁华的都市。我突然觉得我和她的距离是如此的遥远，不仅仅是500多公里，还在于农村和城市、在于我几个月积蓄才换来一次的见面、在于未来的难以预料。在城市出租屋里的她和在偏远山村的我，那时候最大的需要是对方的陪伴，而我们却是两地相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