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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蘅芜来的那次，我们聊了很多。我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别人谈了那么多的话，我们在一起一天所说的话要比我在过去几个月说的还多。她沉默了。我说，当然不包括日常生活用语了。她看着我，要我开心一点。第二天，我送她到车站，转身的时候，我的眼泪掉了下来。我没让她看到。
后来，她说她当时很担心我的状态，怕我想不开，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其实，她自己的状态比我更糟糕。她的失眠症，一直困扰着她，她想过放弃学业，她还有弟弟在上学，她所读的本三学费比较贵，她父亲之前并无太多的积蓄。我说，不管怎样，我们在校的时间只剩下两三年了，无论甘苦，都应该品尝。
当我们把痛苦当做一种味道来品尝的时候，就拥有了鲁迅先生所说的“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那种勇气。
余蘅芜给我介绍了苏童的短篇小说，她说她看得入迷。她给我寄来了一整套，我看了之后，知道她的心境在慢慢变好了。我说，苏童是文学里的朴树，朴树是音乐里的苏童。她说，他们的作品里都有一个少年的影子。
200八年，北京奥运会，我在期待暑假早点到来。六月份的一天，父亲打来电话，说母亲生病了，要我即日回旗州。我心里隐隐感觉不安，到了旗州，父母寄住在三表姐的出租房里。三表姐那时候已经不在长屿县的那家工艺品厂里打工，培训学习了美容美发，和她老公在旗州开了一家美容美发店，店员八人，租了一栋三层楼的民房。母亲在公交站看到我，说这次生大病了，最近，她右边肋骨和腰背疼痛感不断加剧，前几天疼痛难忍，去县医院做b超，发现肝脏长了一个八10的肿瘤。我看着她消瘦的身子、憔悴的脸盘，想到即将面临的不可知的厄运，不禁流下了眼泪。
接下去几天，表哥表姐们安排我母亲去省肿瘤医院检查。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检查结果是良性肝血管瘤，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动手术的前一天，父亲去给主治医生塞红包，医生收下了，大家放心了。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他用国产的设备替代进口的设备，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为我们省了一笔费用。看到母亲平安，大家很开心。手术总共花费了30000多元，亲戚朋友凑了八000多元，医保报销1000多元。
在省肿瘤医院里，是各种被肿瘤折磨的病人。据说，来到这里的往往九死一生，在母亲住院的几天中，同一病房里隔壁床的已经确定无药可救回家的就有3人。在医院里住院的重病患者，承受着常人无法体会的痛苦，他们一声声沉闷的呻吟在长长的走廊上回荡。我见到一个长脑瘤的，黑色的毒瘤几乎盖住了他的脸，他的五官被挤压得严重变形。听医生说，相对于大肿瘤，小肿瘤更可怕，因为恶性肿瘤米粒大一点足以要人命。肿瘤医院，像一座人间地狱，这里的主旋律是无尽的绝望，只有一丝的希望。
有人说，如果你感到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可以去监狱和医院看一看，我想这是极有道理的。余蘅芜去监狱看望她的父亲，我去医院照顾我的母亲，生活以不同的方式教育着我们，让我们在某一时刻突然的成长。成长，有时润物细无声，有时忽如一夜春风来。
在医院治疗了几天，我们把母亲送回乡下休养。医生交代，母亲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家庭的负担就全部压在了父亲身上。我回学校参加大二的的期末考试后，再回家，父亲已经准备出门打工了。他经亲戚介绍，去做室外的电工，架设高压线、变压器、电缆等等，工作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收入比较高。北京奥运会如期而至，我却没有了半点兴致。我想回惠州去上班，赚钱。
从大一开始，我就勤工俭学。我和舍友林凯、郑荣一起，做了很多的工作。试过餐馆的服务生、工厂的挑拣工、市场调查员、户外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推销员等等。真正让我们赚钱的是组织同学去工作，每介绍一名工作人员企业会付给我们10元介绍费。惠州很多影楼、教育机构、工厂等我们通过拜访而熟悉了。他们需要人手的时候，我们提供稳定的大学生廉价劳动力，最多的一天，我们3个人总共能够赚到1000多元，也就是说给100多名同学介绍了工作。赚了钱之后，我们3个一起下馆子，吃水煮活鱼、喝啤酒。积累的一些钱，我们一起去考驾照。
在家里陪了母亲一个月，她能够生活自理的时候，我去惠州学校附近找了一份暑期工，在一家玩具工厂做包装工。一个又一个的戴着圣诞帽的熊猫造型的太阳能户外灯，据说是出口欧美，他们买来插在院子中的雪地里。我想，闪烁斑斓的灯光映在异国他乡的雪地应该很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