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住宅的房子因为墙倒了后，不能再继续住人了，我们全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再找一处房子。那个时候金城本街的房子都是造纸厂的，属于职工住宅，又分为三个住宅区，东住宅、南住宅、北住宅。因为造纸厂是国营企业，人们也就习惯把住宅里的房子叫做公家的。职工住宅都是厂子统一分给职工免费居住的，但是要按工龄排号才能分到房子。被逼无奈之下，父亲一次次跑厂子负责分房子的总务科，经历了无数次碰壁，韧劲十足的父亲经过不懈努力，还是在南宅找到了一间平房，是一间起脊的瓦房。一打听，这间房子早已经有主了，被造纸厂公安处一个姓吴的人先占了。为了一家人能够有所住处安身，情急之下，父亲一咬牙，将门上的锁给撬开了。搬家！父亲狠狠地吼了一声，发泄着胸中的愤懑。父亲的做法虽然有些粗鲁，但是与其说他霸道，不如说是一个男人的无奈，更是一个男人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我五、六岁的时候，我们举家南迁了。只用了一辆手推车，在几名亲友帮助下，推着简单的家当，我们搬进了南宅的家。
父亲是造纸厂一名工人，一名普普通通的抄纸车间的抄纸工。父亲出生的地方是一个离金城往南十五公里左右的叫三合村的村子，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我的太爷是个哑巴，解放前，因为哑巴，从事不了别的，就成为了家族里的主要劳动力，吃破的，穿破的，春种秋收时节，还要带头干农活。种地、收秋时，总要选一个能干的人做“打头的”，这个负责打头的人必须有力气，又得是把干农活的好手，一起干活的人都要瞅着这个打头的人，干活的时候，他在前面干，后面的人要尽量跟上他，他干多快，后面的人也要干多快，是一份苦差事。多年的打拼和积攒，家族有了起色，在当地有了一些声望，买了房子，置了地，筑了高墙，而且四个角还有炮楼，有专门负责看家护院的家丁。旧社会，东北弄土匪，老百姓习惯喊他们是“胡子”。有一年，我们老家门外面来了一伙“胡子”，骑着马，拿着枪，想要抢劫我们家。“胡子”们围了几天，看到高墙和炮楼，眼看着一块肥肉，却无从下口，无计可施之后，无奈的撤走了。
父亲兄弟姐妹一共七个人，四个男孩，三个女孩，父亲在男孩里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们家族到了父亲这辈已经辉煌不在，由于家庭人口多，费粮食，经常吃不饱。三伏天，他还穿着一件冬天穿的破棉袄，因为饿，没力气，只能依着墙角看着别的小伙伴一起跑来跑去，高兴地玩耍。父亲只能瘫坐在地上，面露菜色，身上的棉袄被他掏了几个洞，里面的棉花已经被他填了饥饿难耐的肚子。
长大了之后，父亲成为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父亲这个人又特别“恨活儿”，每次拾柴火，他都用扁担使劲挑，甚至把扁担压折过，因劳累过度，留下了支气管扩张的顽疾，经常发作，严重的时候会咳血。有一天，我在外面玩儿，听到父亲剧烈的咳嗽着，忍不住跑了过去，只见父亲蜷缩在柴火垛下，不停地咳着，每次咳，肩膀都会一起一落地抖动不停。忽然，我发现他前面的地上有一摊鲜红的血，父亲又咳血了！不许对别人说！父亲双眼狠狠地瞪着我，对我低声吼到。小时候，我怕父亲，父亲脾气不好，我每次犯错，都要被他打。不单单我怕他，连我家亲友家的孩子也都怕他。大姑家的二表弟，因为是家里的老疙瘩，小时候娇生惯养，动不动就磨人，躺地上打滚，大哭大叫，这个时候怎么哄都哄不好。但是只要别人喊一声：你三舅来了！二表弟会马上止住哭，连忙爬起来。看着父亲这种眼神，我身子不禁打了个冷颤，因为太惧怕父亲了，父亲咳血的事儿，我始终没敢对任何人说，包括我的母亲。回想起来，一定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怕治病给家里增加负担，才那样吓我，不让我对别人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