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起,脖子上挂了个长命锁,是红布包着彩色的线绾的项圈,锁头是三枚方孔铜钱。这个锁我戴到三岁时就不戴了,直到前几年回家时母亲将它还给了我。只见上面有一层污垢,大约是沾了孩提时的许多鼻涕和眼泪,使我倍感亲切,带回来珍藏。那年随考察团去广东和海南,我突然心血来潮,将锁带上。就这样,锁也乘上火车,轮船和飞机,随我一起旅行,保我一路平安。
还有一件,是小时戴着一只银耳环,只有一只。我看到其它同学都未戴耳环,就感到很苦恼,不想戴,但大人一再坚持要我戴着。上小学后麻烦不断,别人取笑还在其次,有的同学趁我不注意时拿根线穿过耳环,我就只好听其摆布了。后来我坚决不戴了,自己用手将耳环掰了下来。耳环还是外婆送的,是怕养不活,戴上耳环是男扮女妆,让勾魂的难辨真假。后来稍大,为此事我曾经问过姑姑,为什么只戴一只而不戴两只,回答是,男孩子只能戴一只,戴上两只福气就没了。古dài kǎo秀才如发现两耳穿了眼就认为是破相了,不让考的。
这两件物品与两个特殊的人有关,对我来说是除父母外给了我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生命的人,那就是我的两个干爹。这并非以本人的意志决定的,就像每个人不能够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一切随缘,可遇不可求。什么时候认的这两位干爹,我太小也记不清了。我生在腊月初八,据说这是佛祖得道之日,说生于此日天生性善。曾看过一本不知什么时候的老黄历,说这天做一件好事相当于平时十件的功德,干一件恶事也相当于平时干了十件的罪恶。小时夜中爱啼哭,大概是饿了,或许是有了病未去医治,感到很不舒服而致,大人们却去求神问卦了。阴阳先生说是因为命硬,就得找个属兔干爹和属羊的干妈来压服。事情就这么凑巧,村上就有一对夫妇和我父母平辈,属相正合。就这样认了这个干爹和干妈。
长命锁戴了,耳环也戴了,仍然号哭不已。再去问阴阳,说,还得有个吃百家饭的干爹。这可难坏了父母,吃百家饭的通常是匠人,但那时的匠人都安分守己地在社里劳动了,谁敢到处去游。左思右想,离村十里地有一极乐寺,寺上尚有几位僧人,主持叫乔阿卡(阿卡是对僧人的尊称)。爷爷决定去找乔阿卡,于是叫上姑姑和母亲,抱了我前往极乐寺,那时父亲已到县qì chē队工作。快到寺前的山坡上时,迎面走来一位从寺院出来的僧人,僧人问明来意后说,见面就是缘分,何必再去找别人呢?于是,就认了这位僧人做我的干爹。他从经包上扯下一条红布拴在我脖子上,算是认了我这个干儿子,并给起名叫公确才让。据疙瘩阿卡说,这是个神名。他用这种方式认过一百多个干儿女。于是,我就有了两位干爹,一个是俗人,姓王,称为王家干爹,另一个是僧人,姓昝,称作和尚干爹。和尚干爹被人们俗称“疙瘩阿卡”。这是因为在他耳旁有一个肉疙瘩而得名,根据疙瘩阿卡的嘱咐,每年正月十五我到经堂里去背大经,由大人抱着,将经卷搭在肩膀上,在经堂里转上八圈。
我稍大后每年都要给两位干爹拜年。王家干爹和干妈在村上,正月初一的一大早就去,僧人干爹要等到初三以后去。那时已经不见了寺院和经堂,只剩下几间低矮的土房。文革后,寺院被拆毁,主持乔阿卡被逼上吊,其余死的死,逃的逃,就剩疙瘩一人了,眼下赶着生产队的几只公羊在放牧,给几分工,逢年过节分些吃的。据他本人讲,他四岁就被送到寺上当了和尚,不知父母是谁。他真名叫昝切什旦,已经在寺上过了将近大半辈子,我小时他已经有六十岁了,大人们让我称他为干爷,而不称干爹。
昝切什旦虽当了几十年僧人,据我所知并没有什么法术,也不通晓阴阳,也没有预测过去未来的本领,也只是诵经祷告为人消灾,虽念经却不识汉字。后来给生产队放羊同时,也养猪,吃肉同时也喝点酒。可以想象他为僧一生也只是想有口饭吃吧,别无所求了。
有一次,我对疙瘩有了新的认识。那年过年时,给他送去了一袋子炒面,刚赶上正月十五,他将炒面拿到了寺院原址前,在一块牛大的石头上架起了干柴,接着将那袋炒面全倒了上去,顿时冒出浓黄的烟柱,浓烟沿着山脊一路爬到天空。阿卡口中念念有词,足有半个小时。同时,他让来做客的一个年轻人,一个中年妇女和我不停地向四面磕头,一刻也不停顿,直到烟雾散尽。其虔诚如此。
疙瘩是过惯苦日子的,六零年大灾荒时,也全凭认的一些干儿子家中的支援才度过了荒年。有几次过年时,我到他那里见到许多来访的人,他对人们说,他吃了不少我家的粮食,每当揭不开锅时,就来找我爷爷,我爷每回都是一斗或数升赠与。
极乐寺建寺很早,神位也很大,各方云游僧人路过时都要前来晋谒,可惜文革后寺院不复存在。疙瘩在此独自坚守了十四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我去拜访,他见到我也很热情。当时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病,但我回来后不久就听说他去世了,死时身边连一个人也没有。据说前一天来了一位牧羊人,疙瘩劝那人留下来,晚上给他做个伴,牧羊人推托说家里有事,坚持下了山。第二天上山来再看疙瘩时,发现他端坐在炕上,已经坐化了。其时年已七十一岁。这是出家人一生修炼的最高境界。
当地的农业社派人按当地风俗将我的和尚干爹装进棺材里埋了,他住的几间土房被彻底拆了,几只公羊也交给别人去放牧,他的生活用品也被他所在生产队的人们分了。此后我再也未踏上那块土地。
疙瘩死后,只剩下这个俗人干爹,这位干爹是我姑父的堂弟。在小时就记得,这个干爹在生产队里很活跃,人很精干也很利索,口才也好。据说,过去村上有个曾经做过官的老爷,有权也有势,是我这个干爹的一位本家叔爷或是伯爷。那位老爷对这个出身寒微的孙辈很喜欢。农业社时,干爹表现很积极,也很得大家的尊敬。在文革前他曾当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生产队长。他做事公道,很得大家信赖。
不幸的是,在我认了干爹干妈后不到一年,干妈就去世了,那时我才刚满一岁。这对干爹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将年幼的女儿托靠给了我的姑父姑母,于是我又有了一个小我一个月的表妹兼干妹。紧接着干爹找了现在的这位干妈,我家对这个干妈也很尊重,干妈也喜欢我这个干儿子。这位干妈从未生过孩子,她将干爹的几个子女视同己出,将她们拉扯大并成家立业,无半点怨言。
干爹还具有十分幽默的谈吐,无论是讲话,还是聊天都很受听。再加上形容动作,如今的赵本山所不及也。为此,干爹的一些言论仍在村民中流传。干爹还有个特点是爱喝点酒,在逢年过节或后来的探亲中,我都要买上两瓶好酒给他送去,据干妈讲,等人一离开他马上就开始品酒了。按家乡的规矩,晚辈不能和长辈划拳的,但干爹不这样认为,和小辈照划不误。
时光到了2003年的春节,正月初二,我借探亲之机去拜访干爹和干妈,但这时干爹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不认识人了。干妈及干嫂让我坐在大屋里喝茶,说不必再去看了。我坚持进里屋去看。干爹穿着乡下老人常穿的青色的棉衣棉裤躺在炕上,显得十分苍老,头发已白,胡子很长,双目紧闭,像是睡着一样。这使我马上想到一头勇猛的雄狮到了暮年。干妈的一位弟弟,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对着干爹耳朵大声喊着“姐夫”,连喊十几声毫无反应。我叫了一声“干爹”,只见他翻过身来,睁开眼对我张望。是我呀,是你的干儿子某某呀,我再次作了自我介绍。但他只是眨眼,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的两眼已红肿,双眸暗淡无光,接着,他一侧身又沉沉睡去。我心里一阵难受。据说病重已好长时间了,吊上瓶子有好转,拔了吊瓶就这样。怕是旷日持久的重感冒,无药可救了。我刚回到单位,就听说干爹去世了,我委托小弟弟去送花圈和料理丧事。我总算在干爹去世前见到了活面。
我的最后一个干爹离世了,这使我常常想起他生前的许多事来。干爹的一生充满着jī qíng,他对他的每一位亲人的辞世都有不同寻常的反应。记得我在当小学教师时,村上一位老头去世了,这是干爹的一位嫡亲舅舅,为此他并未掉眼泪,他在一旁指挥别人抬棺材,一面慷慨地发表演说,我头一次听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话语。后来我才明白,他是用这种方式排遣内心的痛苦。在上大二时,寒假回家时,正碰上邻里有一位老太太过世了。傍晚,在大家手忙脚乱时,干爹带着一股酒味翩然而至,向众人发问:是我的婶婶死了吗?握住老太的手大哭,并将老太太原本肿胀的脚也捏得消了,将鞋穿上。又过了一年,干爹的一位本家兄弟的老婆突然离世,干爹在烧完一沓纸后转身出门,众人不知何故,紧随其后。出门后他放声恸哭,这也许使他想起了二十年前结发妻子的死。还有许多次,在别人家的灵堂上,他哭得比当事人更伤心,往往让别人反过来要劝他了。除我亲眼见过之外,人们多有诉说。
在我的印象中两位干爹从未谋面,不知在他们在别处是否曾经相识,因为俗人干爹虽在一个村上,却很少来我家,跟我父母没有多少交往。僧人干爹在爷爷死后也很少来我家,倒使我一直坚持追着认这两位干爹,但我却没能起到纽带作用,将两位干爹及干妈和我父母紧密联系起来,这对我而言是一种遗憾。
2007-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