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认准的东西说干就干。1954年冬,父亲辞去村财粮的职务回家务农,看家里的孩子多,依靠农业的收入是满足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所需,他就张罗着找个木匠打花轱辘车,打了一个月,车打的很好。父亲又买来一头草huáng sè骡子和家里原来的一头毛驴拉车,去四龙拉煤往天义卖,起早贪黑两天一趟,一冬天卸煤赚的钱比一年的农业收入还多。但干了不到两年,1957年全国成立了人民公社,把一家一户的土地、牲畜、大车及一切农具都入了社。成立生产队搞供给制,成立食堂。在生产队干活的到食堂吃饭,不干活的也一样吃饭。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从1959年到1961年又连续遭受三年的自然灾害,闹了全国性的灾荒,人们没有粮食吃,每个人一天才分二两粮食,肉、蛋、菜更是一丁点也没有。把人们饿的把树上的树叶都捋光充饥,谷子不去皮还得掺上糠用碾子轧成细面熬粥喝,蒸出的窝窝头都不成个,用手一拿就散了。地里的苣荬菜都挖光了,荞麦花、王玉糊、玉米秸人们都用来充饥。父亲母亲疼我们这些儿女,让我们吃含粮食多一点的干粮和粥,他们确用糠菜充饥。把父亲饿的连一挑子水都挑不动。钱也不顶用,一挑子干白菜,就得好几十元钱,那还买不到。多亏了1961年实行了自留地,每口人分四分、五分的土地,由各家自己耕种,到秋天打下了粮食,人们才逐渐有了点粮食吃。
我的父亲在生产队赶过车,放过羊、修过红山水库、钓鱼台水库、打虎石水库、甸子灌渠,生产队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特别是我们村在四龙建一个小煤矿,小队的社员到小煤矿干活,八小时一班,三班倒,煤矿井上干活的,每人每班挣十分工,补助三角钱。井下干活的每人每天补助八角钱,挣十分工。(当时十分工好年景最多值五角钱,不好的年景十分工才值几分钱)父亲在冬天农闲时就去小煤矿干活,在井上推磨车,早晨起早拿着两个干粮和咸菜走十多里路,到煤矿推一天磨车,中午吃口干粮和咸菜,晚上下班,还得走十多里路回家,累得父亲晚上睡觉直打咳声。母亲看父亲累的那样,劝父亲休息两天,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能还上口粮款,一天工都舍不得耽误。
1966年在全国内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两个***集团利用。**、**等人为了抢班夺权,排除异己,他们用卑鄙的手段,莫须有的罪名,打倒了***、***、、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集团、**集团拉大旗做虎皮,打着拥护***主席的幌子,倒行逆施,尽搞篡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勾当。发动群众斗群众,砸烂了公、检、法,各地都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搞派性斗争,张贴大字报,互相指责甚至谩骂。学校也搞起了停课闹革命,搞全国性的大串联,红卫兵坐火车不花钱,到哪吃哪、住哪不用花一分钱。农村也搞起了什么红色革命,把各家的土院墙用沙泥横着抹一长条裙带,用红漆写上**语录,用油毡纸刷上红漆,用黄漆写上**语录,钉上木框和腿,立在大街小巷两旁,用谷草扎两个草人,弄得非常难看,立在十字路口上,用来丑化***主席和***主席。还说什么要从革命队伍中揪出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挖什么内人党。有些坏人趁机兴风作浪,公报私仇,我们村在土改时搞假斗争打死人的光棍于六、周洪君、李凤起等人,他们又把土改搞假斗争的那一套搬了出来,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就好像全村就他们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似得。天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把整个村子弄得乌烟瘴气。
因为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解放后又当了十多年村上的财粮,父亲工作又认真,不徇私情,不可避免的得罪了一些小人。父亲有一远房叔叔就是在父亲当财粮时,上级下来几个给贫困户补助的指标,父亲的这个远房叔叔觉得父亲是村上的财粮,就找父亲让把他家评成贫困户,也得些救济粮。那时全村比父亲这个远房叔叔困难的户多啦,他根本不符合条件,父亲就没有给他这个贫困指标。不巧不成书,偏在这时父亲的这个远房叔叔的老伴熬杏核子粥,边扬边尝,让杏核子粥药死了(说是熬杏核子粥锅内熬着,得用瓢扬够一百下,才不药人,父亲的这个婶子边扬边尝,尝多了就药死啦)这下我父亲算是得罪了他的这个远房叔叔。还有于六等人,他们趁这文化大革命的机会,给我父亲总结黑材料,编造事实。特别是于六,他又把假斗争的手段搬出来,说我父亲不应该是中农成份,是土改漏掉的富农,应该给父亲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把我两个在城里工作的哥哥都整回来,归他们管制。还说父亲在旧社会就有胶车、有大烟、有现大洋等,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父亲的头上,召开群众大会,让我父亲交待。俗话说的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们”我父亲也是刚正不阿,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之人,哪怕他们这些跳梁小丑。就义正词严的说:“我李景文有什么事,旧社会我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我受rì běn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比任何人都多,年轻的不知道,上岁数的哪个不知道,旧社会我都被rì běn鬼子折腾穷啦,没过一天好日子,我还有什么现大洋、大烟啊,有人还说我有胶车,我要有胶车还能赶着花轱辘车卸煤吗,胶车也不是怀揣腰掖的东西,我要有我能把它藏到哪去,土改时有些人就说我们是富农,开了假斗争,区政府的王政委说没顾过活,没剥削人就不能是地主富农,我们不但没有顾过活,我二哥还常年给地主扛活,受别人的剥削,我们那时虽然有几十亩土地,但土改平分土地时,我们家11口人每口人分土地八亩,我们应该得土地88亩,解放前我们才75亩地,土改时我们还进了13亩土地呢,我们怎么是富农了呢?解放以后,1944年至1946年,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八路军来回对拉着打仗,中央军有时也打过来见着农会干部就杀,我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一分钱不挣当了十年村干部,尽为人民fú wù啦,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周洪君见父亲义正辞严,越说越有劲,就忙打断父亲的话说:“你当了几年村干部还报苦呢,***、***比你的功劳大不大呀,照样被打倒。你还说你二哥给地主扛活受人剥削,我看你们那是搞副业。大家不要听他李景文的,都要揭发他的历史问题,知道啥说啥,不要怕。”广大群众都不知声,于六、李凤起等人看群众不说话,就让我父亲上会场前面站着,低头弯腰,拳打脚踢折腾了半宿才散会。
这周洪君、于六、李凤起等人看在本小队没有人说我父亲的坏话,就伙同上营子的几个积极分子,在1968年的农历腊月初七,把我父亲和后院的我七爷爷、八爷爷,还有三队的刘景玉我大叔等四人,一起关进大队三间破土房里。窗上的玻璃都打的七零八落,四面透风,那可是三九天啊,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死俩仨,我父亲正是在这天寒地冻的腊月初七被抓的,这可能都是于六出的坏主意,他们是想要我父亲等四人的命啊。
我父亲他们四人白天挨一天冻,到了晚上他们召开全村的积干民兵会,让父亲低头、弯腰,拳打脚踢,我父亲根本没有问题,向他们交代什么,他们见我父亲和刘大叔不按他们的指令说,就把四条腿的板凳,一头架在我父亲和脖子上,另一头架在刘大叔的脖子上,李凤起、于六等人把一搬一块的上百斤的大煤抬起放在凳子上,压的父亲和刘大叔两手着地,他们还不让,用脚狠狠的踢父亲和刘大叔的胳膊,把父亲和刘大叔最后压的趴在了地上起不来。他们才肯罢手。开会的时候屋里生着火炉子,散会以后,他们又用冷水把炉火全都浇灭,把父亲和在一起关押的几个人冻的坐在凳子上背靠背的取暖。
我那年16岁,一天三顿饭我给父亲送,我看父亲被冻的哆哆嗦嗦,回家和我母亲说啦。腊月二十的那天早晨,母亲让我把我们家一件破皮袄给父亲拿去,被周洪君看见,他恶狠狠地说:“还给他拿皮袄来,让他来享福来啦,给他扔出去!”说着就拎起那件皮袄扔出了屋外。当时我心如刀割,眼泪夺眶而出,又是恨,又是气,父亲见状,小声对我说:“他们既然不让,你就把皮袄拿回去吧,不用着急,会好的。”父亲还怕母亲在家着急,嘱咐我,让我回家告诉我母亲就说父亲在大队挺好的,让我母亲千万不要着急。
那个年代,家庭都很困难,我的母亲整天是以泪洗面,怕我父亲吃硬了对胃不好,就把玉米面、高粱面用箩筛成细面做汤,有时熬点小米粥,让我给父亲送去。父亲怕母亲担心,我哪顿送去的饭都是强往肚里咽,怕剩下饭拿回去让母亲担心。总是不断的嘱咐我,让我告诉母亲说他没事,让母亲不用挂念。
我的父亲在大队身心受尽折磨和摧残,但是他对党和人民的信任从没产生过动摇。和父亲同在一起关押的刘大叔觉得实在受不了挨打、受冻的折磨,就对父亲说:“三哥,咱们不能活了,我们不被他们打死,也得冻死呀,不如想办法死了算了,可别受这个罪啦。”说着两眼的泪水直往下流,我父亲看了看刘大叔,和蔼的对他说:“兄弟呀,我们不能就这么死呀,我们就这么死了,算啥呀,不明不白的,我们没有问题怕啥呀,他们只要不把我们整死,我们就好好地活着,总有一天,我们会被洗清的,我觉得**不会冤枉好人,现在这么搞,是个别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活下去,等待平反的那一天。”
快过年了,到了腊月二十八。于六、周洪君等人看也榨不出什么油来,才把我父亲和刘景玉大叔、七爷爷李春阳、八爷爷李春和放回了家。
我父亲被放回来啦,我和父亲、母亲和我弟弟抱头痛哭一场。父亲说:“不要哭啦,会好的。”大年三十,于六、李凤起等人还让我父亲去饲养所扫院子,连年都不让我们过好。
虽然父亲没被扣上富农分子帽子,但那几年在生产队总是受气,小队有什么脏活累活都让父亲去干,如挑大粪、和大粪、翻牲畜圈。有一回小队的辕马被车辕子砸断了腿,有个兽医说能接上,把马腿用板子绑上,吊在村公所的厂棚里,黑夜就让父亲去看着,只能在一个破车棚子上躺着睡一会,整整看了一个月,那马腿也没接上,最后把马杀了。那几年我父亲受尽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和摧残。
我本身也受到了打击,我从9岁上学读书,在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学习刻苦成绩突出,从一年级到初中都是我们班的班长。但1966年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到1968年学校根本不上课,搞停课闹革命耽误了二年多,1970年初中毕业,我的kǎo shì成绩名列前茅,但受家庭和维成份论的影响,学习成绩再好也没用,我们村五名初中毕业生,高中只能要两名,其中一名五七战士子弟无条件升高中,剩我们四个要一个,我们家是中农成分,文化大革命又挨整,我的学习成绩虽好,但那时说什么‘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也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得先让贫下中农的子女上高中,所以连高中都没让我上,我的远大理想也就此破灭。我的班主任李德老师看我没上高中很是可惜,那时乡政府正好找搞测查的人,我们老师就和乡政府的领导推荐让我去搞了二年测查,每月工资29元,后来又在王素云老师的推荐下,当了六年民办教师,后来又到供销社参加工作,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1971年**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汉。1976年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实现了拨乱反正,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审查解决了全国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洗清了强加在我们家的不白之冤,党和政府给我父亲平反昭雪,并根据父亲受的伤害定了残,发给残疾证,给了一定的补偿。
我觉得我父亲的一生是只有奉献,没有索取的一生,他爱憎分明,意志坚定,对所有的事情都看的清楚。旧社会地主张玉让父亲当甲长,还给俸禄,父亲恨rì běn鬼子、恨国民党反动派和hàn jiān走狗,不愿当亡国奴,他说啥也不当那个伪甲长。1944年解放后,他看**、八路军才是救国救民的救星,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头的危险,在一分钱不挣的情况下,心甘情愿的当了十年农会干部。在家庭里,他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供我们读书,那时候在生产队,是以劳动工分向家中带口粮,父亲一天工都不舍得耽误,一年360天能挣3600多工分,那时每天在生产队耪一天地才挣10分工,他就有时搞夜战,加班加点的干。冬天大多数人都猫冬,可父亲还套着轧地轴给生产队轧地,为的是多挣点工分,也舍不得让我们耽误一天功课,所以我们哥四个都通过读书参加了工作。
1978年,在天义工作的大哥给我父亲找了一个到红卫旅社打更的工作,父亲才离开了农村。
在红卫旅社打更也是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公司经理和红卫旅社的经理很满意。旅客有时候落下东西就走啦,父亲就认真给他保管,有的一年多再来住旅社,父亲都给他,旅客也都赞赏父亲拾金不昧的精神。
父亲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什么事都自力更生,从不和我们要。1984年他辞去旅社打更的工作,就炒葵花籽、蒸豆包,开面包推着小车在天义街里叫卖。那时我们也很困难,有时给他点钱,他都推脱说:“不用给,我有钱花。”我得父亲、母亲对我们的贡献也太大了,我们哥四个十三、四个孩子都是我母亲和父亲带大,都八十多岁了还为我们带孩子。
2013年,我父亲刚好100虚岁,很多人都很羡慕,看见他100岁身体还很好,都很惊奇,宁城县电视台的记者也前来采访,并且在宁城县电视台播放了好几天,全县人民都在电视上看见父亲100岁,身体还很好,还在有条有理的讲话,很是称赞。宁城县老年体协也把父亲的健康情况做了采访,并上报全国老年体协。在2013年10月为父亲颁发了健康老人的奖牌和zhèng shū。赤峰红山晚报的记者也前来采访,在2013年的3月7日的红山晚报上发表了“百岁老人还能骑三轮车遛弯”的报道,很多人看后都很惊奇,不少亲朋好友、父老乡亲更是称赞。近二年每逢父亲的寿诞之日,都前来祝贺,问父亲的长寿秘诀是什么,父亲总是笑着回答他们说:“我长寿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现在我赶上了好社会,我这一生经历了前中华民国,rì běn鬼子统治下的满洲国和**领导的新中国。国民党和rì běn鬼子统治时期,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吃苦受累没有一天好日子。现在多好啊,当了家做了主,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想吃啥有啥,真是享福了。第二条就是我有几个好儿女,他们孝顺,对我伺候有佳,从不惹我生气,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我天天乐乐呵呵的能不长寿吗?,另外我也总结了四句话,就是‘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面藏,谁能从中跳过去,不是神仙也寿长。’你们说对不对。”说完总是乐的合不拢嘴。
我觉的我的父亲长寿,最主要的原因是父亲那开阔的胸怀,从不斤斤计较的性格和不贪财,不惧恶的品质,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不着急,尽往好处想,往远处想,不钻牛角尖,不管遇到多大的难事,都能料的开,不急不恼、不怒,在我的记忆中从没见父亲发过脾气,他在生活上也不挑剔,粗茶淡饭、不抽烟、不喝酒、热爱劳动,每天都坚持锻炼,100岁了还骑三轮车满大街遛,谁见到他都夸他是老寿星。
2014年8月4日,农历的七月初九下午四点,我的父亲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100周岁。
我父亲一生的坎坷经历,说到这也就结束了,写的不好,啰啰嗦嗦,但我觉得我父亲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他机智勇敢,不畏**、爱憎分明、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吃苦爱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品质,是我们每一位晚辈学习的榜样,也值得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我的父亲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认准的东西说干就干。1954年冬,父亲辞去村财粮的职务回家务农,看家里的孩子多,依靠农业的收入是满足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所需,他就张罗着找个木匠打花轱辘车,打了一个月,车打的很好。父亲又买来一头草huáng sè骡子和家里原来的一头毛驴拉车,去四龙拉煤往天义卖,起早贪黑两天一趟,一冬天卸煤赚的钱比一年的农业收入还多。但干了不到两年,1957年全国成立了人民公社,把一家一户的土地、牲畜、大车及一切农具都入了社。成立生产队搞供给制,成立食堂。在生产队干活的到食堂吃饭,不干活的也一样吃饭。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从1959年到1961年又连续遭受三年的自然灾害,闹了全国性的灾荒,人们没有粮食吃,每个人一天才分二两粮食,肉、蛋、菜更是一丁点也没有。把人们饿的把树上的树叶都捋光充饥,谷子不去皮还得掺上糠用碾子轧成细面熬粥喝,蒸出的窝窝头都不成个,用手一拿就散了。地里的苣荬菜都挖光了,荞麦花、王玉糊、玉米秸人们都用来充饥。父亲母亲疼我们这些儿女,让我们吃含粮食多一点的干粮和粥,他们确用糠菜充饥。把父亲饿的连一挑子水都挑不动。钱也不顶用,一挑子干白菜,就得好几十元钱,那还买不到。多亏了1961年实行了自留地,每口人分四分、五分的土地,由各家自己耕种,到秋天打下了粮食,人们才逐渐有了点粮食吃。
我的父亲在生产队赶过车,放过羊、修过红山水库、钓鱼台水库、打虎石水库、甸子灌渠,生产队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特别是我们村在四龙建一个小煤矿,小队的社员到小煤矿干活,八小时一班,三班倒,煤矿井上干活的,每人每班挣十分工,补助三角钱。井下干活的每人每天补助八角钱,挣十分工。(当时十分工好年景最多值五角钱,不好的年景十分工才值几分钱)父亲在冬天农闲时就去小煤矿干活,在井上推磨车,早晨起早拿着两个干粮和咸菜走十多里路,到煤矿推一天磨车,中午吃口干粮和咸菜,晚上下班,还得走十多里路回家,累得父亲晚上睡觉直打咳声。母亲看父亲累的那样,劝父亲休息两天,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能还上口粮款,一天工都舍不得耽误。
1966年在全国内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两个***集团利用。**、**等人为了抢班夺权,排除异己,他们用卑鄙的手段,莫须有的罪名,打倒了***、***、、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集团、**集团拉大旗做虎皮,打着拥护***主席的幌子,倒行逆施,尽搞篡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勾当。发动群众斗群众,砸烂了公、检、法,各地都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搞派性斗争,张贴大字报,互相指责甚至谩骂。学校也搞起了停课闹革命,搞全国性的大串联,红卫兵坐火车不花钱,到哪吃哪、住哪不用花一分钱。农村也搞起了什么红色革命,把各家的土院墙用沙泥横着抹一长条裙带,用红漆写上**语录,用油毡纸刷上红漆,用黄漆写上**语录,钉上木框和腿,立在大街小巷两旁,用谷草扎两个草人,弄得非常难看,立在十字路口上,用来丑化***主席和***主席。还说什么要从革命队伍中揪出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挖什么内人党。有些坏人趁机兴风作浪,公报私仇,我们村在土改时搞假斗争打死人的光棍于六、周洪君、李凤起等人,他们又把土改搞假斗争的那一套搬了出来,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就好像全村就他们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似得。天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把整个村子弄得乌烟瘴气。
因为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解放后又当了十多年村上的财粮,父亲工作又认真,不徇私情,不可避免的得罪了一些小人。父亲有一远房叔叔就是在父亲当财粮时,上级下来几个给贫困户补助的指标,父亲的这个远房叔叔觉得父亲是村上的财粮,就找父亲让把他家评成贫困户,也得些救济粮。那时全村比父亲这个远房叔叔困难的户多啦,他根本不符合条件,父亲就没有给他这个贫困指标。不巧不成书,偏在这时父亲的这个远房叔叔的老伴熬杏核子粥,边扬边尝,让杏核子粥药死了(说是熬杏核子粥锅内熬着,得用瓢扬够一百下,才不药人,父亲的这个婶子边扬边尝,尝多了就药死啦)这下我父亲算是得罪了他的这个远房叔叔。还有于六等人,他们趁这文化大革命的机会,给我父亲总结黑材料,编造事实。特别是于六,他又把假斗争的手段搬出来,说我父亲不应该是中农成份,是土改漏掉的富农,应该给父亲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把我两个在城里工作的哥哥都整回来,归他们管制。还说父亲在旧社会就有胶车、有大烟、有现大洋等,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父亲的头上,召开群众大会,让我父亲交待。俗话说的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们”我父亲也是刚正不阿,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之人,哪怕他们这些跳梁小丑。就义正词严的说:“我李景文有什么事,旧社会我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我受rì běn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比任何人都多,年轻的不知道,上岁数的哪个不知道,旧社会我都被rì běn鬼子折腾穷啦,没过一天好日子,我还有什么现大洋、大烟啊,有人还说我有胶车,我要有胶车还能赶着花轱辘车卸煤吗,胶车也不是怀揣腰掖的东西,我要有我能把它藏到哪去,土改时有些人就说我们是富农,开了假斗争,区政府的王政委说没顾过活,没剥削人就不能是地主富农,我们不但没有顾过活,我二哥还常年给地主扛活,受别人的剥削,我们那时虽然有几十亩土地,但土改平分土地时,我们家11口人每口人分土地八亩,我们应该得土地88亩,解放前我们才75亩地,土改时我们还进了13亩土地呢,我们怎么是富农了呢?解放以后,1944年至1946年,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八路军来回对拉着打仗,中央军有时也打过来见着农会干部就杀,我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一分钱不挣当了十年村干部,尽为人民fú wù啦,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周洪君见父亲义正辞严,越说越有劲,就忙打断父亲的话说:“你当了几年村干部还报苦呢,***、***比你的功劳大不大呀,照样被打倒。你还说你二哥给地主扛活受人剥削,我看你们那是搞副业。大家不要听他李景文的,都要揭发他的历史问题,知道啥说啥,不要怕。”广大群众都不知声,于六、李凤起等人看群众不说话,就让我父亲上会场前面站着,低头弯腰,拳打脚踢折腾了半宿才散会。
这周洪君、于六、李凤起等人看在本小队没有人说我父亲的坏话,就伙同上营子的几个积极分子,在1968年的农历腊月初七,把我父亲和后院的我七爷爷、八爷爷,还有三队的刘景玉我大叔等四人,一起关进大队三间破土房里。窗上的玻璃都打的七零八落,四面透风,那可是三九天啊,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死俩仨,我父亲正是在这天寒地冻的腊月初七被抓的,这可能都是于六出的坏主意,他们是想要我父亲等四人的命啊。
我父亲他们四人白天挨一天冻,到了晚上他们召开全村的积干民兵会,让父亲低头、弯腰,拳打脚踢,我父亲根本没有问题,向他们交代什么,他们见我父亲和刘大叔不按他们的指令说,就把四条腿的板凳,一头架在我父亲和脖子上,另一头架在刘大叔的脖子上,李凤起、于六等人把一搬一块的上百斤的大煤抬起放在凳子上,压的父亲和刘大叔两手着地,他们还不让,用脚狠狠的踢父亲和刘大叔的胳膊,把父亲和刘大叔最后压的趴在了地上起不来。他们才肯罢手。开会的时候屋里生着火炉子,散会以后,他们又用冷水把炉火全都浇灭,把父亲和在一起关押的几个人冻的坐在凳子上背靠背的取暖。
我那年16岁,一天三顿饭我给父亲送,我看父亲被冻的哆哆嗦嗦,回家和我母亲说啦。腊月二十的那天早晨,母亲让我把我们家一件破皮袄给父亲拿去,被周洪君看见,他恶狠狠地说:“还给他拿皮袄来,让他来享福来啦,给他扔出去!”说着就拎起那件皮袄扔出了屋外。当时我心如刀割,眼泪夺眶而出,又是恨,又是气,父亲见状,小声对我说:“他们既然不让,你就把皮袄拿回去吧,不用着急,会好的。”父亲还怕母亲在家着急,嘱咐我,让我回家告诉我母亲就说父亲在大队挺好的,让我母亲千万不要着急。
那个年代,家庭都很困难,我的母亲整天是以泪洗面,怕我父亲吃硬了对胃不好,就把玉米面、高粱面用箩筛成细面做汤,有时熬点小米粥,让我给父亲送去。父亲怕母亲担心,我哪顿送去的饭都是强往肚里咽,怕剩下饭拿回去让母亲担心。总是不断的嘱咐我,让我告诉母亲说他没事,让母亲不用挂念。
我的父亲在大队身心受尽折磨和摧残,但是他对党和人民的信任从没产生过动摇。和父亲同在一起关押的刘大叔觉得实在受不了挨打、受冻的折磨,就对父亲说:“三哥,咱们不能活了,我们不被他们打死,也得冻死呀,不如想办法死了算了,可别受这个罪啦。”说着两眼的泪水直往下流,我父亲看了看刘大叔,和蔼的对他说:“兄弟呀,我们不能就这么死呀,我们就这么死了,算啥呀,不明不白的,我们没有问题怕啥呀,他们只要不把我们整死,我们就好好地活着,总有一天,我们会被洗清的,我觉得**不会冤枉好人,现在这么搞,是个别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活下去,等待平反的那一天。”
快过年了,到了腊月二十八。于六、周洪君等人看也榨不出什么油来,才把我父亲和刘景玉大叔、七爷爷李春阳、八爷爷李春和放回了家。
我父亲被放回来啦,我和父亲、母亲和我弟弟抱头痛哭一场。父亲说:“不要哭啦,会好的。”大年三十,于六、李凤起等人还让我父亲去饲养所扫院子,连年都不让我们过好。
虽然父亲没被扣上富农分子帽子,但那几年在生产队总是受气,小队有什么脏活累活都让父亲去干,如挑大粪、和大粪、翻牲畜圈。有一回小队的辕马被车辕子砸断了腿,有个兽医说能接上,把马腿用板子绑上,吊在村公所的厂棚里,黑夜就让父亲去看着,只能在一个破车棚子上躺着睡一会,整整看了一个月,那马腿也没接上,最后把马杀了。那几年我父亲受尽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和摧残。
我本身也受到了打击,我从9岁上学读书,在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学习刻苦成绩突出,从一年级到初中都是我们班的班长。但1966年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到1968年学校根本不上课,搞停课闹革命耽误了二年多,1970年初中毕业,我的kǎo shì成绩名列前茅,但受家庭和维成份论的影响,学习成绩再好也没用,我们村五名初中毕业生,高中只能要两名,其中一名五七战士子弟无条件升高中,剩我们四个要一个,我们家是中农成分,文化大革命又挨整,我的学习成绩虽好,但那时说什么‘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也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得先让贫下中农的子女上高中,所以连高中都没让我上,我的远大理想也就此破灭。我的班主任李德老师看我没上高中很是可惜,那时乡政府正好找搞测查的人,我们老师就和乡政府的领导推荐让我去搞了二年测查,每月工资29元,后来又在王素云老师的推荐下,当了六年民办教师,后来又到供销社参加工作,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1971年**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汉。1976年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实现了拨乱反正,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审查解决了全国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洗清了强加在我们家的不白之冤,党和政府给我父亲平反昭雪,并根据父亲受的伤害定了残,发给残疾证,给了一定的补偿。
我觉得我父亲的一生是只有奉献,没有索取的一生,他爱憎分明,意志坚定,对所有的事情都看的清楚。旧社会地主张玉让父亲当甲长,还给俸禄,父亲恨rì běn鬼子、恨国民党反动派和hàn jiān走狗,不愿当亡国奴,他说啥也不当那个伪甲长。1944年解放后,他看**、八路军才是救国救民的救星,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头的危险,在一分钱不挣的情况下,心甘情愿的当了十年农会干部。在家庭里,他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供我们读书,那时候在生产队,是以劳动工分向家中带口粮,父亲一天工都不舍得耽误,一年360天能挣3600多工分,那时每天在生产队耪一天地才挣10分工,他就有时搞夜战,加班加点的干。冬天大多数人都猫冬,可父亲还套着轧地轴给生产队轧地,为的是多挣点工分,也舍不得让我们耽误一天功课,所以我们哥四个都通过读书参加了工作。
1978年,在天义工作的大哥给我父亲找了一个到红卫旅社打更的工作,父亲才离开了农村。
在红卫旅社打更也是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公司经理和红卫旅社的经理很满意。旅客有时候落下东西就走啦,父亲就认真给他保管,有的一年多再来住旅社,父亲都给他,旅客也都赞赏父亲拾金不昧的精神。
父亲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什么事都自力更生,从不和我们要。1984年他辞去旅社打更的工作,就炒葵花籽、蒸豆包,开面包推着小车在天义街里叫卖。那时我们也很困难,有时给他点钱,他都推脱说:“不用给,我有钱花。”我得父亲、母亲对我们的贡献也太大了,我们哥四个十三、四个孩子都是我母亲和父亲带大,都八十多岁了还为我们带孩子。
2013年,我父亲刚好100虚岁,很多人都很羡慕,看见他100岁身体还很好,都很惊奇,宁城县电视台的记者也前来采访,并且在宁城县电视台播放了好几天,全县人民都在电视上看见父亲100岁,身体还很好,还在有条有理的讲话,很是称赞。宁城县老年体协也把父亲的健康情况做了采访,并上报全国老年体协。在2013年10月为父亲颁发了健康老人的奖牌和zhèng shū。赤峰红山晚报的记者也前来采访,在2013年的3月7日的红山晚报上发表了“百岁老人还能骑三轮车遛弯”的报道,很多人看后都很惊奇,不少亲朋好友、父老乡亲更是称赞。近二年每逢父亲的寿诞之日,都前来祝贺,问父亲的长寿秘诀是什么,父亲总是笑着回答他们说:“我长寿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现在我赶上了好社会,我这一生经历了前中华民国,rì běn鬼子统治下的满洲国和**领导的新中国。国民党和rì běn鬼子统治时期,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吃苦受累没有一天好日子。现在多好啊,当了家做了主,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想吃啥有啥,真是享福了。第二条就是我有几个好儿女,他们孝顺,对我伺候有佳,从不惹我生气,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我天天乐乐呵呵的能不长寿吗?,另外我也总结了四句话,就是‘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面藏,谁能从中跳过去,不是神仙也寿长。’你们说对不对。”说完总是乐的合不拢嘴。
我觉的我的父亲长寿,最主要的原因是父亲那开阔的胸怀,从不斤斤计较的性格和不贪财,不惧恶的品质,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不着急,尽往好处想,往远处想,不钻牛角尖,不管遇到多大的难事,都能料的开,不急不恼、不怒,在我的记忆中从没见父亲发过脾气,他在生活上也不挑剔,粗茶淡饭、不抽烟、不喝酒、热爱劳动,每天都坚持锻炼,100岁了还骑三轮车满大街遛,谁见到他都夸他是老寿星。
2014年8月4日,农历的七月初九下午四点,我的父亲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100周岁。
我父亲一生的坎坷经历,说到这也就结束了,写的不好,啰啰嗦嗦,但我觉得我父亲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他机智勇敢,不畏**、爱憎分明、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吃苦爱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品质,是我们每一位晚辈学习的榜样,也值得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