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影视艺术职业学院虽然是一所民办大学,但校园风景和校园规模却一点也不逊色于正规的公立大学。学院位于东莞和深圳之间交界线上东莞一侧。地势开阔,依山畔水,校舍错落在山水之间。由于这里是两市交界线,水面的一半属于东莞,因此也就属于学院。水面很大,一半水域也比许多正规大学的整个校园面积大。起码比深圳大学或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的整个校园面积大许多。从学院这边往深圳方向看,仿佛自己悬于海边,整个学院有一种漂起来的感觉。而从对岸的深圳往这边看,镶嵌在山脚下的校舍在袅绕水气的烘托下似微微晃动,忽映忽现,疑似海市蜃楼。天气晴朗的时候,水气被太阳驱散,湖面由于单纯而变得清晰,校舍与其背后的青山清晰可见,融为一体,并且像桂林山水一样,在水面形成倒影,整个学院以湖面为镜,上下对称,像一副高分辨照片,却又偶尔与宁静中出现人影一闪,胜似仙境了。
有学者访问与此,发出感叹,说整个珠三角充满喧闹,惟有这里充实最时尚的文明却仍然保持着一方宁静啊。
学院是香港一家影视公司投资的,校长却是大陆这边一位著名演员。该著名演员是何竹青的同班同学,早年毕业于湖南省艺术学校唯一一届社来社去工农兵学员班,但履历上的学历却是北京电影学院。这倒不是该著名演员弄虚作假。在湖南省艺术学校学习时,他在班上最小,比何竹青他们小不少,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毕业的时候,何竹青他们都把脑袋削尖了为自己落实工作单位,而他却忙着报考电影学院,结果,还真让他考上了。前脚从湖南省艺术学校工农兵学员班毕业,后脚就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出名之后,省艺术学校忽略了他后来上北京电影学院这段重要经历,只说是省艺校毕业的,把他的大幅剧照夸张地印在招生广告和各类海报上,更贴在艺校的走廊上,告诉新生和家长:本校也是可以培养电影明星的。特别是学校多少周年庆典的时候,生拉硬扯把该明星请回母校,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享受通常只有上级领导才能享受的高级待遇。那次校庆何竹青也参加了。并且由于何竹青的工作单位离母校最近,就隔一条马路,于是,她也相当于半个东道主了。校庆期间,由于近,何竹青邀请部分老同学到家里做客。由于他们那个班是社来社去的,绝大多数同学混得并不怎么样,除了该明星外,再没有一个出名的了,因此,来参加校庆的同学很少,把该明星和何竹青算在内,总共也就七个人,因此,所谓“邀请部分老同学”,其实主要就是以该著名演员为主要成员的另外六名同学了。那时候粤港影视艺术职业学院还没有成立,该著名演员还没有走上校长岗位,还在继续当演员,并且其中的一部电视剧正在热播,如此,明星到何竹青家做客的时候,在整个研究所,不,应该叫研究院,因为这时候研究所已经改称研究院了,明星的到来在整个矿冶研究院引起了轰动。明星进研究院的时候动静不大,出研究院的时候动静不小,差不多惊动了整个研究院。特别是研究院的年轻人,更是自觉地走出办公室和实验室,出来一睹明星风采,把一张张笑脸投给该著名演员。少数特别年轻的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还热情地上前要求签名,搞得像何竹青也跟着老同学再次出了一把名。也辛亏有了那一次走动,否则,石晓晴初中毕业之后既讨厌数理化又考不上艺术学校,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当然,石晓晴初中毕业之后能够顺利地进入粤港影视艺术职业学院学习,也不完全得益于母亲这个当校长的老同学,另外一个人也不得不提。这个人就是石晓晴的“邓爸爸”,邓光辉。
邓光辉此时已经成大款了。
要说邓光辉能够成为大款,当然得益于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势,但大家都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什么整个研究院只有邓光辉一个人先富起来,并且成为“大款”呢?这,就与他“老大难”的身份有关了。换句话说,邓光辉是因祸得福。
改革开放后,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所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由研究所改称“研究院”。听上去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差不多一样大了。第二,事业单位企业化。实行两条腿走路,既有国家拨款,也要自己创收。在业务上,由单纯的承担国家和冶金部科研项目转为既承担国家和部里科研项目,也要直接为企业为地方服务。当然,是有尝服务,服务的收入用于补贴研究院发展和职工福利方面的资金缺口。第一条好说,中国人喜欢大,越大越好,把研究所该称研究院,,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皆大欢喜,人人高兴,可第二条有点麻烦。当时科技人员被捧得很高,比文革期间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还要高,所以,研究院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架子也就很高,离地面太远,放不下,绝大多数工程师或研究员宁可少拿一些补贴,也不愿意走出实验室,把自己搞得像耍把式卖艺的。可是,院里确实要创收,确实要落实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地方服务,为第一线服务。不然,别说高调的了,就说低调的,说资金缺口,该怎么解决呢?当时院领导很急。为解决资金缺口的着急,为体现自己具有改革精神和创新魄力着急。院领导鼓励科技人员下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既能为生产服务,又能为院里创收。但知识分子不好忽悠,一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样子。喊的声音大,迈的步子小,院领导的鼓动收效不明显。这时候,湘西花垣县发现了锰矿,当地有关部门专门找到研究院,请求支援。院领导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既是创造经济效益的时机会,也是创造社会效益的机会,可以一举两得,于是,立刻组成考察组,由分管业务的副院长亲自带队,前往湘西花垣。选矿室本来是派石学礼去的,但这次出差非同寻常,主要是时间比较长,可能长达一两个月,他有石晓雨石晓晴一对宝贝女儿,一两个月完全由何竹青一个人带确实有些为难。
“没关系,”邓光辉说,“有我呢。”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邓光辉的话刚一出口,室里面差点就有人笑出来。院里早有人传言邓光辉暗恋石学礼的老婆何竹青,并说邓光辉早已经“拉帮套”了,但知识分子文明,只是私下里偶然小声说说,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大声说,现在别人没说,邓光辉自己倒主动说出口了,如果不是开会,而是在郊游,还不是被人抓住把柄哄笑一番?
邓光辉自己也觉得这话不严谨,容易产生歧义,马上改口,说:“我帮老石照顾石晓雨石晓晴。”
但是,越描越黑,这下真有人没控制住,扑哧一声笑出来。幸好是在开会,而且知识分子文明程度高,大家更没有跟着笑,那个一不小心“扑哧”出来的人也赶紧收声,但这声“扑哧”对邓光辉的提醒作用还是显示出来了。
“干脆,这样,石工不要去了,我去,我替他去,我去花垣,他留在家照顾老婆和两个孩子。”
邓光辉断断续续紧紧张张结结巴巴,总算把想说的话说清楚了。
主任看看石学礼,又看看邓光辉,再看看大家。大家忍住笑,一齐盯着主任。
“行。”主任一锤定音,“那就这么定了。”
如此,邓光辉就参加了考察组。
考察组在花垣一呆就是三个月。最后的结论是:花垣锰矿品位高、杂质少,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优质矿种。但是,花垣的锰矿分布散,一窝一窝的,矿区没有连成片,是典型的“鸡窝矿”。这种矿藏不适合大规模开采。
当地有关部门问这个结论是什么意思?
考察组说就是不适合国家大规模投资开发,或者说是没有大规模开采价值。
“那就是没有用?白忙一场?”当地官员问。
“那也不是,”考察组说,“可以因地制宜,小规模投资,小规模开采,就地加工,生产出氧化锰。”
考察组继续解释说,由于花垣相对闭塞,对外运输非常不方便,没有铁路,公路也要翻山越岭,如果直接运矿石出去,肯定不合算,所以必须就地开采就地加工,加工成氧化锰比较好。
当地领导说好,小规模投资好,就地加工更好。小规模投资我们就能自己干了,产生的效益也归我们自己。好!就地加工能增加资源的附加值,肥水没有流出花垣县,更好!但是我们不懂,不懂怎么开采,更不懂怎么加工,也不懂怎么销售,所以,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们。
考察组负责人不说话,心里想,大家都三个月没见老婆了,在这么个鬼不生蛋的地方,怎么能老是不回去呢?
当地领导说:不让你们白支持,可以收益分成。
“不是这个意思,”考察组领导也就是分管副院长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给我点时间,我和大家商量一下。”
当天晚上,分管副院长召集大家开会,征求大家意见。
大家的意见七嘴八舌,很不统一。
有的说这个项目好,我们已经苦战三个月了,情况也已经基本摸清楚了,这个时候当然不能放弃。
另外一些人说不管项目好不好,也不管下一步工作怎么做,反正我是要先回长沙了,先回家了。
“我都快成野人了,”其中一个人说,“老婆孩子可能都不认识我了。你们怎么想我不管,我不是雷锋,反正我是要先回去了。”
“我也要回去。”另一个说。
“我也要回去。”还有一个人说。
“我也要回去!”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我也是。”
“不行,”分管副院长说,“大家都要回去,还不等于我们主动撤了?我可提醒大家,省有色所的人已经嗅出味道来了,正虎视眈眈呢。我们一走,他们正好趁虚而入,那可真是我们栽树,他们乘凉了。”
领导这样一说,大家安静下来,不像刚才那样沸腾了。可是,刚刚安静一会,带头提意见的那个又说牢骚话了。
“别人我不管,反正我是一定要回去。”他说。
领导皱了一下眉头,明显表示对该人的反感,但又不能发作。
“要不然这样,”另外一个人建议,“打个电话回去,让院里另外派一批人来,接替我们。”
他的建议刚一说完,立刻得到许多人的附和,说这个意见好,早该这样,凭什么吃亏的全部都是我们?
“那要等到猴年马月?”还是那个发牢骚的人不同意,“不相信你们看,等我们现在打电话回去,他们讨论研究,再从各个科室抽人,组织动员,没有十天半个月人到不了花垣。你们能再坚持,我可是一天也不能再坚持了。”
他这样一说,马上也有几个人赞同。
这时候,大家眼睛看着领导,表面上是尊重领导,等领导拿主意,实际上是把难题交给领导,甚至是责怪领导事先没有想周全。
“要不然这样,”领导说,“大部分同志先回去。回去先休整一下。至于以后是不是再来,还是另外派人来,回去之后研究再说。现在我一个人也定不了。”
领导就是领导,在大家的意见充分发表之后,领导总能提出一个比任何一个人的意见都高明的意见。
领导的意见立刻得到大部分的拥护,但是,少部分人呢?那个必须留下来的少部分人呢?他们能高兴吗?谁愿意充当这少部分人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一起看看领导。
领导宣布:散会。
散会之后,领导专门找邓光辉谈话。
领导向邓光辉检讨,说邓光辉写入党申请书这么多年了,组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这个当领导的有责任,有太大的责任。
“是吗?”邓光辉很疑惑,“我写过入党申请书吗?”
“写过啊,”领导说,“上大学的时候就写过啊。”
邓光辉想笑,但不敢笑,领导找谈话是十分严肃的问题,谈入党问题更是严肃得不得了的问题,怎么能笑呢。
“是的,”邓光辉也严肃地说,“上大学的时候我确实写过入党申请书,并且也积极要求过入党,每月都写思想汇报,积极着呢。可是不行啊,我们家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又是地主又是资本家,无论我怎么样改造世界观,家庭出身这一条是无论无何也改造不掉的,所以我也就算了,不争取了。”
“怎么能不争取了呢?”领导说,“现在改革开放了,不搞阶级斗争了,没有地主资本家这一说了。现在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你是我们院的科技骨干,我们院是国家甲极科研机构。实话告诉你吧,这次来花垣之前,我们已经考虑你的入党问题了。”
邓光辉激动了一下,真是踏破铁蹄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当初自己那么想加入组织,可组织的大门硬是对他紧紧关闭,现在自己几乎已经完全把这件事情忘了,组织却主动考虑发展他了。
“我一定好好工作,接受组织上的考验。”邓光辉的记忆显然是被唤醒了,十几年前的话居然能像背大鼓书一样脱口而出。
“好!”领导兴奋了,“我就知道你是好样的。”
接着,领导马上就对邓光辉开始“考验”,说他自己明天必须和同志们一起回去,他不回去,没法向院里汇报这里的工作,也没办法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邓光辉点点头,表示理解,理解分管副院长确实应该回去。
“但是,”领导说,“这里的工作交给别人我又不放心。交给谁呢?这个人既是代表我的,也是代表我们整个研究院的呀。”
邓光辉再次点头,赞同领导的意见。领导走后,留下的人确实带代表考察组领导也代表我们整个研究院。
“这个人不但要业务过硬,”领导继续说,“而且还要思想过硬。要有魄力,有胆量。关键时候要敢于承担责任。敢于拍板。”
这么说着,领导就有些兴奋,虽然眼前只有邓光辉一个人,他却像是面对全院的同志在做报告。
情绪是能互相感染的。这时候,邓光辉的情绪也被感染的莫名其妙地有些兴奋。但他不知道自己兴奋什么,为什么兴奋。
“你说我们这里谁能承担这个重任?”领导问。
谁能承担这个重任?邓光辉被领导问傻了。他哪里知道谁能承担这个重任。
新分配来的两个大学生肯定不行,还在实习呢,哪里能代表领导代表研究院?刚才带头说牢骚话的那个更不行。就那思想觉悟,让他代表研究院,还不败坏我们部属研究院的名誉?还有另外几个有资格的工程师,因为想老婆孩子而吵着要回长沙的,脸都憋红了,当然也不行。都不安心工作了,还有资格代表领导代表研究院?这么七想八想,想到最后,竟然发现除了领导本人和他之外,好象谁都不适合承担这个重任。
忽然,邓光辉警觉起来,他觉得领导这样单独和他谈话,非常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面参谋长和杨子荣的谈话,那里面好象也用到了“重任”这个词,像是“革命的重任担在肩”。再一想,可不是嘛,该领导也就是分管业务的副院长到现在还喜欢唱样板戏呢,每年春节联欢的时候都来一段,特别喜欢唱《**员》那一段。
“您的意思是……?”邓光辉的心跳得厉害。
“我想来想去,只有你最合适。”领导说。
邓光辉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加上脾气不好,一辈子没有得到领导重用过,没想到今天一下子得到领导的高度重用,心里惟有一个想法:决不辜负领导的希望。
领导决定,由邓光辉负责,带着两个刚分配来的新大学生留守,其他同志全部回长沙。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次本来可以理解成被领导当猴耍的留守,让邓光辉的人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使他成了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第一个富起来的人,成了大款。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能力在关键时刻资助石晓晴上了粤港影视艺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