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另类变革，狼性文化，目的只有一个——多产衣食，侵略扩张。将整个国家打造成一架机器，与君王捆绑在一起。
这是一种极端的变革，矫枉过正。
高晓松说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但身在秦国就惨了，除了多产粮食衣物，就是到前线去割他人的首级诗和远方，那是天国的事，在凡间除了干活就是打仗，从此秦国走上了不归路。
商鞅变法，为什么压制商业？为什么跟商人过不去？
商业贸易，货物流通建立在各取所需、平等交易的基础上商业交流也会带来文化交流，思想交流对外贸易，能打开视野，这些对于他的愚民思想很不利，商人流动不便于管理，商人控制大量的财物，发展出财阀，这是在跟君王争夺资源，不便于集中力量。在农耕社会，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商鞅重农为本，希望那些不事生产的商人回家种地，为国家多产粮食布匹。
另外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得搞计划经济，盐铁专营，国营才是最大的老板，恨不得取消货币，百姓直接拿粮食换斧头，以物易物。wiusco商鞅变法将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商人成了末业，重农抑商。
过去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在商鞅看来有衣穿有饭吃就够了，吃饱了好打仗。变法的初衷本就没打算让民众过上富裕安稳的日子。
商鞅变法是划时代的变革，最大的恶果是君主**。
过去讲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实际上在周期，国家分为三个阶层。最上面是天子，中间是王室宗族、士大夫阶层，再下面是平民百姓。位于中间的王室宗族、士大夫阶层拥有很大的势力，他们拥有很多的封地，爵位世袭罔替。比如战国四公子，门下食客数千人，有自己的家臣、护卫、甚至还有自己的军队，这个阶层统称叫中间阶层。国家的权力分配趋向于橄榄形，君王受到中间阶层的掣肘，并不能为所欲为，有时甚至架空成了傀儡，如果一意孤行，很可能会掉命在王权占优势的情况下，中间阶层也能起到缓冲的作用。wiusco
经过商鞅变法，郡县的官员、朝廷大臣的任命都收归君主，他们的赏罚生死操纵在君王之手，名为集权实为**。
这样就打掉了中间阶层，将三级变成了二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与平民阶层都变成了底层，要杀要剐就看君王的喜好。
为什么皇子要争继位，就是因为继位能决定对方的生死。
经过商鞅的改造，全国的人财物集中到君王一个人手上。全国成了一盘棋，每个人都是这个棋盘上的棋子，君王才是下棋的人国家就象一台机器，每个人都成这台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君王才是驾驭机器的人。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要是出问题，大家一起翻船。
君主**是一把双刃剑，成败兴亡取决于君王个人的素质。
恰恰是这种集权放出了魔鬼。
秦始皇就是商鞅变法的副产品。
以上三家都是改革家，侧重于法制。到了战国末期，法家的思想体系慢慢形成，趋向于全面。
法家思想不单纯是法治，还包括“势”和“术”。法家思想一总有三派：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
慎到，赵国人，齐宣王时在齐国最高学府稷下学宫讲学，与阴阳五行学代表邹衍及荀子为校友。他没有主持过变法，但被尊为大夫。慎子四十二篇，很多都失传了，流传下来的有七篇。
稷下学宫是当时华夏最高学府，学校主导思想是黄老之术，慎到早年曾习黄老之术，是从道家分离出来的法家。
他把权势放在首位，权势是“尊君”和“尚法”的前提。从来政治和推行法治的关键在于君主的权势，而不是君主道德的高低和才能的优劣。凭贤与智都不足以制服臣民，只有权势才能做到。
他把君主和权势比喻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云雾的凭藉才能在高空飞舞，一旦云雾消散，龙就如蚯蚓一样。如果有了权势，即便象更桀那样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如果没有权势，即便象尧舜那样贤德，连邻居都指挥不了。
慎到要求掌握权位，一刻也不能旁落君主要固权必撑兵权，为臣要有权威必须要能获得上位的信任。“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大权一旦旁落则龙变鱼，权力一归臣下则鼠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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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势要造势，有势要加势。
皇帝上朝，大臣三呼万岁，奏事三拜九叩，目的就是显示皇帝的权威。
斋戒沐浴，登坛拜将，赐尚方宝剑，这是为将军造势至军营下马，按辔徐行，这是为军威造势。君王或亲迎，或三顾茅庐，或与之共寝，这些都是造势。势，就是威风势，就是面子势有多大，面子就有多大。
慎到贵势就是告诉人们：权势第一重要，谁的拳头大，谁就是法。
申不害则认为光有法治，光有权势，还不足以驾驭臣下，君主要治理天下，必须掌握“南面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