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最直接体现在组织人事上。
古往今来，选人用人，驾驭部下，这个课题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到现在，专门论述这门学问的书塞满书架，凡管理方面的书，又几乎没有一本不涉及，加起来，已经称得上汗牛充栋。
深谙此道的李鸿章不能不小心细致，不能不煞费苦心。
关乎北洋水师成败的军官选拔上要考虑的因素太多，要避免的问题也太多。
北洋管带人选（或者说可选的人），大部分为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地域上福建人居多，少部分为广东人，政治力量版图上属于南洋培养的居多。这是清廷朝臣们，特别是李鸿章十分在意的事情。
各大臣分办南洋、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则各求把持大权，确保它成为自己掌控的力量，这一关键因素，各经办大臣不能不考虑。
谁叫自己前期没办船政、航海专业学校呢？当初办的时候，说的都还挺好——都是咱大清的，谁教也是教，谁用都能用。可一旦“亲生儿子”一样的北洋舰队，不得不使用别人培养出来的人，叫别人“校长”，李鸿章一定比较在意，只是说不出口。
而如何驾驭这些人，则相当麻烦，于是也相当重要。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各派在选人上，很动了一番脑筋。
这一点，和日本人何其不同。
虽然日本也讲究个出身、成分、和谁一起战斗、参加革命早晚，什么以地域划分的萨长派，以革命起来的倒幕派，那是比较根正苗红的。但人尽其才、无才不用，甚至对投降了又反、反了再降的，都能不计前嫌，这却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就说日本海军的功臣，胜海舟、槺疚溲铮际蔷赡桓娜瞬牛敲髦握サ牡腥耍肼菲鹨骞吹挠校僬蟮垢旯吹挠校迨接氚俨降牟畋穑凑吹氖焙颍倬秃艽罅恕＞驮诿髦握氲麓ㄇ煜仓浯蛳煳斐秸秸慕粢赝罚瑯本武扬还带着幕府海军再次反出江户，前往虾夷，搞“**”去了。但明治政府在武力迫使其重新归降后，仍然没有清算老账，而是继续任命他为新政府海军将领，官照干，兵照当。
当然我们古代也有“七擒七纵”，但那是古代。
放到地大人多的大清，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北洋舰队领导人选上，体现了李鸿章的周密老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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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非非丁汝昌
北洋水师领导人选，是当时直至后世始终都被人置疑的丁汝昌。
大家对李鸿章有很多议论，也包括在当时和后来的历史上饱受诟病的丁汝昌的任命。
丁汝昌为何能脱颖而出呢？
查清史稿，丁汝昌出道的前部分，基本没有什么名头，属于级别和层次不够，也没有干过什么很出名的大事的那种。
然而，由李鸿章向朝廷保奏，丁汝昌跨军种调任，还是由闲置状态，一下子出任北洋水师提督，平步青云。
丁汝昌——原名先达，也作雨亭，号次章，原籍安徽凤阳县（朱元璋的老乡），出生在巢县。早年参加太平军，准备试试运气，饭碗还没捂热，太平军便大势已去。又跟随陈玉成的部下程学启深夜攀城而下，叛投湘军。跳槽再试试，运气还是不佳。对这种没带“投名状”的机会分子，曾国荃一向并不信任，遇战就派他们打头阵。不走运之中的大运，是冲冲杀杀，大难不死，终于扛到了“好运来”。
李鸿章挑选人员，至上海组建淮军，带走了程学启的一个营。丁汝昌因为是安徽人而被一起选中，终于由在一楼徘徊中找到了楼梯口。在一次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作战中，刘铭传发现了丁汝昌，把他调入铭字营，从此又由“步行梯”进入了“直升梯”。因和捻军作战屡立战功，官至记名提督（授总兵，加提督衔），还被赐予一个“协勇巴图鲁”荣誉称号。
这一时期，丁汝昌的运气实在是好。作为叛降人员，若按照林则徐的标准，是绝对得不到重用的。但他由太平军到湘军，再到淮军，从此算是跟对了人，进步上似乎也没有经受什么波折。
直到有一天，太平军打完了，捻军也打完了，运气没了。
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层层摊派到刘铭传头上，刘铭传又摊派到丁汝昌头上，准备裁掉属于他的马队3个营。丁汝昌跳起来了：那我干什么去呀？头脑一热，不顾犯上，写信提出抗议。刘铭传大怒，你不执行命令，我就要拿你开刀，以儆效尤。
头脑冷静下来，知道“作”大了就是死，跑吧。丁汝昌连夜跑回家乡巢县，躲了起来，幸亏先走了一步，才免了杀身之祸。
当然，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从土地上爬出去，又在死人堆里爬，叱咤风云爬了几十年，又爬回这片土地，只是多了几亩地，那种郁闷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
蛰伏数年，丁汝昌视线没有离开李鸿章，时常想念老领导，某天看看风声过去了，立刻前往天津投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
再试试运气吧。
这一试，果然运势又回来了，而且还涨了一截。
李鸿章并未见过丁汝昌，但也知道这个小老乡“才略武勇”，有惜才之心，又见其千里投奔，不但没有追究违反军令的事，还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今吾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
李鸿章的意思，不能让他再回淮军。李鸿章为部下想得还很周全，同时可以看出，在“正愁缺个人选”的当口，丁汝昌正好找上门来，不是“偶遇”，而是“相守的结果”。一番话已经交底：打算重用他了。
赶上李鸿章办海军这个好机会了，这边跑了跑，要了要（给点差使），没想到天上掉下这么大个好事，一切就跟梦里一样。回报高得溢出预期，简得漾得盆满钵满。
好运来了，都是成双成对地来。
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西征收复新疆，也缺人手，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把他发往甘肃，在自己手下差遣。现在看来，这其实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能发挥自己的陆上优势，再展宏图也未可知。如果那样的话，他的命运将改写。
甚或，大清北洋海军的命运也将改写，历史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唉，没有那个“金刚钻”，干嘛要揽海军这个“瓷器活”呢。
所谓“艺高人胆大”不一定正确，反过来，胆大的人也不一定艺高。贪心的人一般胆子也大，艺到高处人反而变得谨慎，无数历史人物的成败利钝，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面对一样东西，有的人只关心能不能拿到，全然不考虑自己能不能玩得转。但这世上，脸厚的、胆大的，还有二愣子，还往往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丁汝昌的荣辱生死，从此就要与北洋系在一起了。
李鸿章未同意丁汝昌西行（主要是又苦，又危险，丁自己也不想去。到水师有官做，有船坐，能海上清爽地兜风，谁还去当尘灰暴土的“泥腿子”步兵），便编了个丁汝昌“伤病复发”的理由，把他留在了天津。
可见，当时李鸿章确实已经下定决心让其领军北洋。
关键他是淮军将领，李鸿章部下，同乡，在李鸿章看来，堪为亲信，这是最重要的。本着着眼于不管能不能打仗、打胜仗（李鸿章也许相信这位将军能打胜仗），关键是能不能听话、信得过的选人原则，李鸿章选中了丁汝昌，顶着非议和压力，死往上推。一道《保举将才折》，将丁汝昌送上了北洋水师提督的座位。
成功打下这颗钉子，北洋就稳稳地捏在他李鸿章手中了。北洋还是淮军，还是李家军。
至于能力，虽然可能都没上过船，甚至没见过军舰，好赖丁汝昌也是一名马上猛将，可不是靠盖房子、喂猪种菜提升起来的。李大人早就安排了左右两个总兵，都是地道的海军专业、科班出身，协助练兵管理，领导主要抓全面，具体事他们干，当不成问题。
所以，混公司、混单位的，别老拿自己的专业说事。朱元璋的专业是和尚，可他当了皇上。
至于海战，不会可以学嘛。
职务就是压力，职务就是动力，职务就是经历，因此李大人可以有把握地说，有职务就有能力。
况且，有的是机会，有的是时间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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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丁汝昌是一个绝佳的人选——非常好地胜任了李家军的“管家”一职。
即使是海上作战，在战与守、还是走的重大战略问题上，丁军门总是先请示老当家的。
事实也证明，确实因为选了丁汝昌，李鸿章加分不少，往后更能有机会名垂青史，大放异彩。
不过留的是骂名，毁的是一世英名。
因为，丁汝昌能当个好“管家”，却当不好冲锋海上的好“中军”。
所以拜托了，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谁种的果子谁吞下——最后还得老东家卖了老脸，忍辱负重，亲自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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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丁汝昌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我在很多资料上都看到，丁汝昌一日负责北洋水师的工作，不等不靠，亲自上了小轮船开始操练。起码这种深入一线、甘当学生，从基本学起的态度是明确的，是值得表扬的。至于有人说李鸿章安排专门买个小火轮给丁汝昌个人学习海战，这就有点寒碜人了。至于吗？其实北洋水师外购的军舰到来之前，也就有这点装备，不在这上边练，还能在岸上练划浆吗？
后来，李鸿章安排丁汝昌率队前往英国，接回了两艘军舰，途中还专门赴德国考察大型铁甲舰的建造，也算出过远洋、长见识的了。
职务就是压力，丁汝昌一上任，首先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对于各位总兵和管带们的种种质疑，种种冷眼，丁汝昌应该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官职是一回事，但能不能服住这些水师学堂出身、大多留过洋的总兵、管带，又是另一回事。
由于自己经历和素质结构的缺陷，始终让北洋海军军官们不那么虚心听从管教，这一点丁军门也十分清楚。
既然大家认定自己是靠后台上来的，有“背景”——当然不算陆军背景，这里是海军。对这些会拽洋文、从未打过仗的学生官，拿“你们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已经如何驰骋战场，如何神勇”摆谱是没用的。你从自己擅长的领域跳到人家擅长的领域，你就是不折不扣的“菜鸟”大人。唯一的选择，是必须始终亲力亲为、以身示范，争取能替李大人拢住这帮人。
当然，丁军门有些缺点，象吃点、拿点，还有象那个方面的。我们也没必要从阶级角度去分析，说什么封建社会，当这么大官，官场、社会风气这样，大环境这样，丁军门身在江湖，也难以免俗。说到底还是个人的追求和品位问题，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不是也有很多人拒腐蚀、永不沾吗？
问题还在其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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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喜悲悲琅威理
读北洋海军史，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就是总查琅威理。
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到，就是总查琅威理的去职。
而琅威理去职的起因，是另一件事，“争升提督旗”。
现在我们可以断定，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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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记：“十六年十月，北洋所聘海军总查英人琅威理，以争提督升旗，辞职回国。英政府遂拒我海军学生在英留学。”[《清史稿志水师海军》]
这段简短记录，背后是一个复杂的故事。说的是1890年初，北洋舰队停泊香港过冬（注意，这是北洋官兵的好日子！）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领部分海军出巡南海。
这是例行性的工作，不是第一次。留下的人员照常运转，直到突然有一天，平静中起了波澜。
3月6日，一大早，旗舰“定远”突然降下提督旗，升起总兵旗。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提督之下，两个总兵。身为右翼总兵的“定远”管带刘步蟾下令升总兵旗，就宣示他要代行指挥舰队的职责。
这让舰上的琅威理十分诧异，也难以接受，于是找刘步蟾理论：他认为虽然丁提督出巡，但身为副提督的他还在舰队中，理应继续升提督旗。（“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镇旗？”）
刘步蟾毫不让步，直截生硬回敬：规定就是这样的。
那就向上请示。琅威理立刻给李鸿章发电报，其实也是希望李大人评理。
以下，按历史教科书上说的是：李鸿章却暗示北洋舰队只有一个提督，没有所谓的“副职”。6月25日，北洋舰队抵达天津后，丁汝昌和琅威理面见李鸿章，谈及撤旗事件时，李鸿章支持了刘步蟾的行动。
琅威理对此非常愤慨，当场提出辞职。
而李鸿章接受了他的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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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威理的愤怒可想而知。
因为，相互之间曾经有言在先。
当初李鸿章盛情邀请时，琅威理就已经说明自己的要求：要他来华任职，第一，须有调派弁勇之权；第二，须向英国海军部请假并获允准；第三，中国方面须与英国海军部商妥，将他在华服务年限作为海上服役年资，不能影响他在英国海军中的升迁。
第二、三件事，就是当时大清费劲周折与英国洽商，经三年才解决的问题。
但第一件，则是大清来决定的。
而大清、李鸿章似乎已经应允，也给了他这个权力。一下子给封了个“副提督衔水师总监督”，1888年12月17日，清政府组建北洋舰队，又以丁汝昌为提督，琅威理则担任副统领。后又加到“提督衔”，和提督一个待遇了。
日常工作中，李鸿章确实又非常倚重琅威理。
李鸿章在发给琅威理的文电中，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
在北洋海军的正式公文中，他的头衔全称是“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
按照大清在某职务前加“会办”，低一点加“帮办”，作为副职、助理的称呼，这个通俗做法，那么“会统”，明显带有副手、帮助正职工作的语意，也包含统率、领导的范畴。琅威理可以可以就此认为，自己确实已经具有一定的实权呢？
看来，有一种可能是：由于以上种种错觉，于是，可能，老琅搞错了。
加个什么提督衔之类的，这个“衔”，又是大清的一个通用做法，实际上是在原官职的待遇上提高一两级，本质也就还是一个待遇，而不是实职，他的职务和实际职能，就是个总监督。至于前边的副提督衔，大清官制里都没有，《水师章程》里也没有，纯粹是一个玩闹。而老琅却当真事，以为自己是“实授”舰队副职领导了。
等到亲耳听到李鸿章明确表示，舰队只有一个提督，没有什么副提督，老琅定是恍然大悟：自己被忽悠了。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可能性有多大，值得探讨。
琅威理在华多年，不会不知道，给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提督衔，只是个“衔”而已，也就是一种名誉上的副提督。
那么多围绕此事的探讨，几乎都关注了一个问题：领导指挥权力。
琅威理为什么提出“须有调派弁勇之权”？
按琅威理的说法，没有调派兵员之权，则官兵不服从指令，无法展开严格训练。
这种顾虑，有一定道理。
李鸿章自己在给朋友的信中就已经提到，聘请的外**官不愿前来，“问其何以不愿，据云仅令教练而不假以节制擢陟之权，弁兵必不听令，断难进益。即以‘龙’、‘虎’两船原募各教习，皆以求退，因兵官以下，毫不虚心受教，炮船机器久恐废坏云云”。
可见先前就已存在这种现象：聘请，人家不愿意来，来的，想离开。原因就是：只让当教练，不给调整甚至升降的权力，兵不听令。不听令的结果，是官兵毫不虚心受教，怠于训练，不按操作规程办事种种。
琅威理来之前，是极有可能听到此类事情的。
所以，作为未来要专司北洋海军训练的军官，他提出此件要求，似乎是针对这类事情的因素多一些。
一个教练，决定不了队员谁上场、谁替补，都是俱乐部老板说了算，这个教练要么自己主动“下课”，要么被“下课”。
但他是否想控制整个舰队？
说没这个个人权力上野心，可能不客观，人家回英国后都当上了中将，管着38艘军舰的舰队，在这里当然会有发号施令的**。
回想1887年3月，琅威理受李鸿章的派遣，到英国和德国接收“致远”、“经远”、“靖远”、“来远”四艘快船。他以“靖远”为旗舰，升提督旗指挥，直至抵达厦门与丁汝昌会合[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书局。1987]。对一个职业军人来讲，这是何等的荣耀。
而对此事，大清也好，李鸿章也好，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还有一件，1886年，北洋水兵访问日本，与日本警察、浪人发生冲突（这件事，后面我们还会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琅威理竟然要直接发动攻击，趁日本实力不足，当头给日本一个重大打击。
现在无法评判可行与否、结果会怎样，历史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但他根本未获得足够实权打出这一炮。
这种建议，只能说是一个职业军人的思路，海上霸主英国海军职业军人“遇敌必战”的思路。
一定程度上也是作为大清舰队一员，乃至领导者的思路。
至于替英国争取控制权，则可能性不大。英国可能期望通过逐渐影响北洋、获取有利地位，但直接控制是行不通的，前边已经试过，对琅威理来说，离完成这个任务还有差距。就算他想，就他一个人，再加几个其他的英国雇员，想也办不成。
洋雇员也不止英国一个国家的，李鸿章的顾问还有德国人，雇员也有德国将领。
合理的解释，或许还应从琅威理职业军人的思路上去思考：
以前的日子，不管自己这个提督衔管不管用、好不好使，大家心照不宣，面上总还是过得去，至少从朝廷和李鸿章那里，还是尊重的，所以，号令至少畅通，没有人公开挑战。
现在，刘步蟾与自己相争，升起总兵旗，分明是对自己赤祼祼的羞辱，更是直接的挑战。
那么，也许可以认为：事情的是非曲直已不重要，琅威理所争的，无非就是一个面子，一个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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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暗示”，颇为值得玩味。
其实刚开始，李鸿章是想和稀泥的。
教科书上所谓“暗示”，是指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即3月7日，李鸿章致电北洋海军第二号人物——左翼总兵林泰曾，讲：“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制四色旗自然是调和折衷之语，李鸿章的电报——无异，已经明确表明了北洋海军只有一个提督。
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说“这样理解的，是林泰曾、刘步蟾等人”，应该更加准确。
我觉的，北洋只设一个提督，这是一个事实，根本不需要再明确。而李鸿章“和稀泥”的真正用意是——可不可以考虑制四色长方旗，与提督有所差别。言下之意，这个旗应是代表提督衔总查琅威理的，也即丁提督不在，就可升起这个四色长方旗，糊弄一下老琅，而不是指明要升总兵旗。
所以说，李鸿章大人是还想把这个“稀泥”继续和下去的。
但刘步蟾等人却让他和不下去了。
然后，就只能等着“摊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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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磨这件事，不应排除无法脱离干系的其他当事者，特别是左翼总兵林泰曾、右翼总兵刘步蟾。
按中国官位的一般规矩，“左”应比“右”大。出事了，李鸿章给林泰曾发了个“似商似令”的电报，等于把事交于他处理，也是按这个程序来的。
那么也证明了职务最高的不是刘步蟾，而是林泰曾。
那么，并非舰队现有最高职务的右翼总兵刘步蟾，却要担起指挥之责，本身就有些问题。
丁汝昌率四舰至南海一带操巡，预定3月10日左右返回。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从2月24日丁汝昌离港到3月5日间，“定远”上依然飘扬着提督旗的话，6日刘步蟾的突然撤旗，显然就是故意寻衅发难了。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就牵扯到另一个相当有可能的起因：琅威理与清军官兵的矛盾由来已久。
据资料分析，琅威理是个性强脾气躁的人，赫德说他“具备了海军军官的坦率，但缺少一个‘组织者’需要具备的宽宏大量。”
这种“情商”的缺陷，表现在他的管理风格上，使得一些中**官难以接受。
另有记载说：琅威理治军严格，办事勤勉，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佐所敬惮，舰员对他严厉的规定也颇有怨言。
“颇有怨言”的人群，构成了与琅威理对立的另一个矛盾面。
在这个事情中，还隐隐显露出了一个北洋的内部问题。
也是李鸿章从开始之初便警惕和防范的问题。
——地域问题。
北洋内部拉帮结派，山头林立，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丁汝昌完全没有如李大人期望的完成平衡各方力量、压住这些山头的任务，只是调和和维持，他在北洋舰队的权威令人置疑。
确切记载中，北洋所有闽籍管驾，皆拥护刘、林，这种情形很明显。而琅威理因此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
这个，是真没办法。船政学堂培养的，就是闽人多。再者，古往今来，有单位、有组织，就有“非正式群体”存在。何况咱中国地大，人多，就喜欢搞“老乡”、“同学”那一套。这是一个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也是人们相处的精神需要，李鸿章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明白，而是比谁都知道。
琅威理的话，本是一句忠言，却犯了大忌。
琅威理向“淮派头子”李鸿章讲“闽派官员”的不是，能引起什么样的关注，解决什么问题？那只能表明他还不算真正了解中国人，也不算了解形势。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说，水师官兵与洋人教习之间，特别是与琅威理之间，确实矛盾已经存在，并不断积聚。
而“撤旗事件”，不过是这些矛盾的一个爆发而已。
北洋海军按人数讲最大的“山头”上，林泰曾官大，但不大爱管事，不喜欢在“团团伙伙”中出头，所以，福建籍的管带们，大多以刘步蟾为首。
在这个矛盾总爆发之中，无疑，刘步蟾当了“领头羊”。而因为对琅威理的“共同矛盾”，大家选择了一致对琅，至少也保持沉默，一边看热闹。
所以，这件事更象是意气之争，而跟民族大义无关，用不着给他戴这顶高帽。
等事情再度回到李鸿章身上，意味着就不一样了。
特别是6月初，丁汝昌、琅威理率舰队远航西贡、新加坡、马尼拉，25日返回威海，丁、琅“两提督”一同赴津，与李鸿章面谈撤旗事件，李鸿章的态度便于此时有了明确变化。
这在李鸿章看来，无异于“要请放实缺提督”（这个看法，后来在他与薛福成电报中提到，并请其与英国外交部转达）。
不知是出于哪些事情的缘故，或许是个人的感觉，或许是部下的进言，反正李鸿章就是认为，琅威理一直希望全面控制舰队。
前边“李－阿舰队”的教训，李鸿章当然深有感触，记忆深刻。
李鸿章可以组建中英混合的洋枪队，可以使用华尔、戈登来率领洋枪队，但不表明他能接受“李—阿”舰队。因为华尔也好，戈登也好，都是听从他的指挥。他不能接受由一个洋人实际控制的“李—阿”舰队，同样也不能接受琅威理控制自己的北洋舰队。
哪怕是有这样的企图都不行，都需要提高警惕。
既然这个“稀泥”和不下去了，只能“摊牌”，明确地表明态度。
至此，李鸿章表态：“北洋海军官制只一提督、二总兵，提督去，自应总兵带”。
于是，先前因与北洋官兵存在矛盾，几度打算辞职回国的琅威理，感到极大的羞辱和彻底的失望，立刻给国内打报告，同时向李鸿章正式提出辞职，走人。
李鸿章答应了。
这在李鸿章看来，矛盾焦点又已不在争面子和评理长短的问题上了，而是向自己施压，一种受制于人的感觉促使他立刻下决心——“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
无奈的李鸿章。
技术落后，不得不求助于洋人，又要时刻提防，保证大清对舰队的控制权，这个斗争时刻存在。李鸿章有切身体会，自然是警醒的，在这件事上李鸿章没有“和稀泥”，不能说不妥当，却也实为无奈之选。
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向近代化转化的艰难征途上，如何一面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始终是一个更为重要又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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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琅威理去职”事件。事情过去了，这件事的影响并没有到此为止。
琅威理返回英国后，逢人诉说他在华受辱的经历，引起轩然大波。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电告李鸿章，英国外交部已电驻华公使复查此事，并考虑撤回全体在华英籍人员，并恳请“能否转圜？邦交有益”。
11月4日，英国政府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国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并撤回部分在华雇员，同时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学生。
这就是清史所载“英政府遂拒我海军学生在英留学”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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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威理去职，对北洋水师也有直接的影响，多数资料上都提到、分析到。
可以肯定的是，琅威理走后的时间里，北洋海军明显训练日渐松懈，军纪不断松驰，终至下滑到谷底。
甲午海战的恶果，就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的关联。
自此，“军官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北洋海军战败后的检讨书里提到了这个局面，终于出现了，至少是更便当，也更普遍了。官兵的“好日子”也终于真实地来了，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更显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场悲剧的开端。
赫德后来幸灾乐祸地对金登干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
认真想想他的这句话，再想想英国政府的反应，似乎人家倒没有表现出什么过分的失落。
可否认为，英国方面对琅威理一事的感受，只是大清对英国的一种奚落呢？
等对日战败，大清醒悟过来，重建海军，又重新想起已经是英国海军中将的琅威理，想聘请琅威理再度来华，并答应了琅威理提出的苛刻条件，不也从别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吗？
![[猎同]不败·东方·揍敌客](/cover/108/108053/108053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