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旗飘落》 第六节“夹缝”中艰难的成长

    不幸的是，大清海军的建立，自开始便掺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派系之间的博弈。

    从各舰队的建设上，鲜有象沈保桢这样顾全大局的，身为南洋大臣，主动上书，以北洋为先，而后再逐步推及其它各海军。李鸿章可是个滑头，军舰的分配上，李鸿章也是欺负沈葆桢老实，得便就把吨位大的、先进的军舰往北洋舰队划拉。来了好的大的，就先拨给北洋，北洋小的、旧的，往其它各洋海军分。（清史稿志一百一十一有详细记录）。

    说到底，还是亲生的儿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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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大清海军建设，不能不提洋务运动。

    洋务派有头脑，有雄心，是近代海军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殚精竭虑费尽心血的实际操办者。海军建设从资金到人才，都是洋务运动的成果支撑。

    也只有洋务派，能担起这个历史重任。

    所以，作为一种肯定，史书上都把筹办海军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一部分，写下了应有的一笔。

    但，成也洋务，败也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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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生着洋务运动的权力争夺，一开始，便先天性地渗入到海军建设之中。

    从海军层面来讲，本来划海而守，划片而建，是一个科学的计划安排，但客观上却造成了各海军“一强多弱”格局。舰队之间也条块分割、难成一体。

    编制不统一，装备不一致，训练有差别。

    以上还不是最要害的。

    最为要害的是：这样做导致了各洋海军虽称为大清海军，但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军阀海军”的烙印，而缺乏“国家海军”的牢固意识。

    所以，大清海军并没有形成整体力量，特别是最关键的时候没有统一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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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下关系来讲，中央统治者对海军的建设前前后后的态度，似乎都是矛盾的。

    最上层对洋务运动的种种挤压、阻滞、牵制，一样不少地反映到海军身上。

    权力收归中央，虽然很大程度是名义上的，但财权、人事权，大事的决定权，毕竟还在中央朝廷和衙门。

    他们可不会甘心只当个签字盖章的机器。

    就是买个新式军舰吧，那得一一报批，就是个程序那也得走到。走程序需要时间（有时会拖很长时间），遇到意见不一致，再三上书，倒腾好几个来回，还不一定说得服、通得过。

    所以，具体负责海军建设的地方官员有时采取私下“挪借公款”、“变更项目”，先办事后补报，以违规的方式来办成一件正确的事。

    各地督抚请示建造小舰的拨款，就曾集中在一起办大事，第一艘铁甲舰就是这么拿拨给小舰的钱“凑”出来的。

    这种事，李鸿章干过，沈葆桢干过，曾国荃干过，有时他们还合伙干过。

    这不是一种奇怪的事情吗？

    各支舰队负责的大臣有时也要埋头干事，光做不说，悄悄地进行，不至于锋芒太露，刺激了当权者的浓重戒心。

    以上还不是最可悲的。

    最为可悲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重器，海军在自己维护的统治阶层面前，有时竟需要隐藏自己的雄心，掩蔽自己的实力。

    饶是如此，统治阶层仍处心积虑对海军实施掌控、约束，限制着海军不至过于强大。

    特别是到了海军初步成军，到了发展的关键阶段，海军遭受了“釜底抽薪”一般的打击。

    这个，以后我们也会讨论到。

    把海军事务完全还给那些朝廷的当权派？

    结果可能更糟。那帮人向来创业艰难时候躲开，看见成果了就眼热，冷言冷语有之，袖手旁观、坐等着挑毛病的有之，指望他们是办不成实事的。

    种种原因，洋务派培植了海军的幼苗，到头来，又牵绊了海军发展的步子，而且从一开始就限定了海军发展的“顶棚”高度。

    这似乎从开始就预示了，大清国的海军建设，终归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