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丁缪勒被晋升为陆军少将，然后率领一个帝国陆军顾问团前往亚洲。
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
中国的南方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一个新的与北洋政府对立的政权将要建立起来。
一直与北方政府作对的孙博士在一年前得到了苏俄方面的资金和武器援助，他通过与共产国际的结盟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朱亚什维利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来颠覆中国的北方政府，好收复苏俄在远东的“失地”，因为北方政权与日本人依然在远东有驻军——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三个旅的兵力，但目前刚刚经历过数年惨烈的内战，十分虚弱的苏俄却不愿冒与中国和日本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
另外就是第三国际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古老国家推动一场红色革命。
在苏俄顾问团的帮助下，孙博士的广州建立起了自己的军官学校，但他倚仗的军事力量却是李德林将军手上的部队——这位异军突起的广西将领在194年就差不多已经统一了广西和广东省，甚至开始向云南省进军。
李德林将军是老的同盟会成员，19年又在一位广西同乡的介绍下重新加入了孙先生的革命党，但他却不是孙的嫡系。但孙现在却不得不倚重他的军队和军事才能。
194年，孙在前往莫斯科之后，宣布了他新的政治纲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在中国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许多有志于改变中国目前混乱现状的年青人开始聚集到了广州，这里成为了东方的革命中心。
194年月，受孙先生的委派，李德林将军曾率领一个gd军事代表团曾短暂地过苏俄，在归途中还顺便了奥地利，还拜会了奥地利的社会民工党领导人，“修正主义”的代表奥托鲍威尔首相。在他身边的奥地利“政治顾问”的影响下，他已经逐渐转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却没有彻底转向苏俄。由于亲身经历的对比，他认为奥地利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可操作性，而苏俄模式的社会变革太过于激烈，有很大的破坏性。
这次也让他变成了一位“修正主义分子”。
从苏俄回国后，李德林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这个校长的职位本来孙先生是准备给他的一位姓常的门徒的，但他这位先生居然在军校开业前居然离奇地失踪了，跑到了上海。他这是在向孙抗议任命李德林为陆军总司令的选择，但却又失掉了另外一次掌握军权的机会。
李德林通过对革命军的控制，一跃成为了革命党内一位举足轻重的角色，不过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还排在几位的广东藉孙的老乡之后。
康斯坦丁缪勒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抵达广州时，孙先生已经去了北京。他还是象以往一样希望通过一些协议来取得政权，接受了主政北方的吴将军和冯将军的邀请，前往北京去参加改组北方政府的谈判。
但他却在北京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患病去逝，在南方留下被他鼓动起来的“革命火焰”。
孙先生的去逝使得他所一手创立起的“革命党”内部失去了约束，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右派和激进的党内布尔什维克派之间的分歧表面化了，两派为了争权夺利，开始明争暗斗，甚至不惜使用暗杀这样卑劣的手段。
李德林将军在他们内部属于中左派，而且手里握有军权，属于两派都要竭力争取的力量，这样就让他和他的军事集团在党内的斗争中水涨船高，成为了一股谁也无法忽视的强大势力。但李德林却一直在骑墙观望，即不参与右派的阴谋，又与苏俄顾问团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在广州陆军学校中邀请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军事教官就是这种态度，他不希望被苏俄军事顾问们全部左右他所倚重的这些军事学员们的思想。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爆发了，事变是以195年5月0日上海租界里的外国警察枪杀罢工的纺织工人和学生开始的，这个事件当场造成1人死亡，还有数十人受伤。上海事件在革命党人的鼓动下，迅速在国内蔓延成一波反殖民仇外示威，随即是英国人所制造的一系列流血事件，随即在香港爆发了一场持续了15个月之久的抵制英国运动，使得英国在香港的一切商业活动都处于瘫痪状态，这造成了大英帝国数百万英镑的损失。
革命党人终于在这场狂热的反帝排外运动中找到了机会，他们在195年6月在广州宣布成立了自己的国民政府，孙的追随者之一汪道铭成了这个政府的领导人，但军事大权依然牢牢掌握在李德林的手中。
新的革命军队是仿照苏俄模式所建立起来的，它在每个连队里都设立了政治军官，在团以上的军事单位上还建立起了党的支部。准确地说，这是一支党军，而非一支西方式的国家军队。但不可否认，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控制严格，其战斗力远超那些军阀们手中军纪涣散的部队。
在平定了云南的军阀唐继尧之后，李德林把枪口转向了内部，在广州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发动了一场东征，从而平定了一位姓陈的将军的叛乱。陈原来是革命党广东省的督军，但与孙先生因为政见不同，所以背叛了孙先生。但他却被打败了，被赶出了广州，然后带领自己的部下返回了他的老家——广东省的东部城市。
李德林在广州政府内部稍微稳定之后，即发动了一场战争，赶跑了这位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前督军，解除了后患。
现在他开始积极准备进行“北伐”，实际上就是要发动一场使用武力统一全国的战争。
这支军队每年从苏俄得到了大约600万卢布的援助，另外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而奥地利方面提供的援助主要是给李德林本人和他的广西军人集团的，总额也差不多有000多万克朗，主要是经济合作，虽然比俄国人提供的援助要少，但这些援助已经足够这位将军在几年的时间里武装起一支5万人的强大军队出来。
而与他对抗的则是国内各路督军们手上加起来超过一百万的大军，但他们却各自为战，互不统属，无法有效地统一组织起来。
在196年春天，北伐战争开始了。
由于纪律严明，这支从两广出发的军队受到了民众的欢迎，而且在几个月的作战中所向披靡，节节胜利。一路上沿途的民众踊跃参军，加上不断有北方的军队前来投奔。当196年秋天这支军队相继占领了武汉、南京和上海后，这支北伐军已经扩充了三倍，总兵力已经达到了八0多万人。
不过，当广州政府把首都迁到武汉之后，一场激烈的内讧发生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帝国保安局给李德林将军派出的“高参”的理论水平太高还是怎么回事，被灌输了大量ks主义思想理论的李德林同志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战士。这一次他站在了布尔什维克左派这一边，李德林动用军队逮捕和清除了在党内的主要反对者，主要是gd的右派和从苏俄回国的“莫斯科派”高级干部们。历史上的“清g”就没有了，gd反而演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孙原来的秘书廖恩续成为了这个党的领导人，李德林同志现在成了中国布党的军事委员会最高军事委员，布党内的二号人物。这类似于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时的角色，但由于廖恩续没有乌米扬诺夫那样的强势地位，实际上李德林掌握了武汉政府的最高权力。
作为另一个“修正主义分子”，中国“托派的代表”，廖恩续同志与李德林同志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闹僵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迅速变得冷淡起来，随后来自于俄国的援助大幅减少，但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中国的革命就变得不那么彻底，土地改革进展缓慢，对国内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也中途半端——允许资本家们持有工厂的股份和参与企业的经营。
现在理论水平很高的廖恩续同志把卡尔考茨基抬出来作了挡箭牌，并邀请他率领在维也纳的第二国际代表团中国——这位伟大导师ks所指定的继承人一直在指责苏俄的苏维埃组织方式是对历史的一种倒退和对ks主义的背叛。
无论如何，已经掌握了大半个中国领导权的李德林同志与奥地利方面则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不论是经济还是军事。而对华贸易也占了奥地利对外贸易相当大的比重，每年都超过了亿克朗。
但由于与日军在华北的济南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武汉政府的北伐算是停止了，在北京执政的张将军把他的军队收缩在华北和东北，在日本人的调解下，双方开始了分治式的“和平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