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赶着回到了家，对我妈说我也要去工程处当工人。我妈没文化，拿不定主意，就把我哥叫了回来。我哥因在当地粮店工作，工资每月只有24元，而在我们工程处，每月工资都在五十多元。所以，听说我想要去工程处上班，二话没说，就从粮店赶了回来，把我的户口拿到了派出所去改年龄。本来我是14岁，现在我已经是16岁了。我的年龄在一天之内就长了两岁。
接着，我哥拿着户口本，带着我去设在家属区留守处的招工办去报名和体检。负责报名的人看过我的户口本就给我把名报了。然后就让我到隔壁的屋子里去体检。可是，没想到体验时却出了麻烦，工程处负责体检的医生说我有严重的心脏病。我们家人都不相信，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没生过病。于是，哥哥又带我去了县医院进行体检。县医院的体验表明我的心脏没有任何问题。哥哥把县医院的体检证明拿给负责招工体检的医生看，可他们死活不认。我哥和我妈都跑到招工办找他们说理。招工人员一看没了招数，就明着说我和我姐都属于西安铁路局管辖，不属于铁四局六处的人，这次能把我姐姐招去就已经算是照顾我们家了，要我们家不要再为这事闹腾了。我哥和我妈一听这话，考虑着我年龄还小，还可以等着西安车站来招工，因为他们原先承诺是要让我们三人接班的。听着招工人员的话，我哥和我妈只好把我给带了回来。
体检过的同学都不再来学校上课了，就是来学校也是高高兴兴神气活现地来向留下来的同学分手告别。这次招工像呼呼喇喇的一阵风似的，把我们班一多半人给带走了。剩下的学生都是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被留了下来，所以，心情都非常地不好。林玉清也来跟我们这些留下来的同学话别。可是，她好像一点都不高兴，甚至还有些依依不舍的感觉。她和同学们说了一些话，就来到了我的面前，对我说，我知道你的情况，不过，不走也好，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伤感地说，可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她说我们每年都会探亲回来的。她把她的文具盒送给了我，说这个送给你吧，以后我再也用不上了。她知道我没有文具盒。我很吃惊，因为那时男女同学间都不太说话，而对异性同学送东西，会被别人说成是定情物。
那天下午一点，我和许多同学都没去上课，约着一起去车站为他们送行。我姐也在其中，可是，我都没去她那，而是一直站在林玉清的身边。一直等到火车来了，她进到了车厢里，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就开始在心里默默地流泪。
我的心里开始有了一种伤感，就像我父亲去世时在我心里留下的那种沉痛与无助的感觉。我觉得学习已经毫无意义。过去，我之所以还想学习，是因为我想让她能注意到我，看得起我。而今她离开了学校，就让我一下子没了目标。没有了她，课堂顿时变得毫无生气，毫无乐趣。我常常把眼光朝向窗外，痴痴地望着，天空变得沉闷而暗淡，沉重得让人都喘不过气来。
很快就传来了那些同学各种各样诉苦的来信。说铁路工地上的活很累，整天砸石子，挖土方，拉车子，抬水泥板，累得晚上尽做恶梦。我姐姐来信并没有这样说，她毕竟是穷人家的孩子，这种苦她还是能够吃得消。可是，我就在想林玉清是不是也在叫苦？她可是工程处长的宝贝女儿，从小就没吃过苦，而且，她实际上才只有14岁。而这种苦活和累活对一个14岁的女孩来说，显然是超过了她的实际能力。因为她也还是个孩子。
我很想给她写封信去，可是，我不能，因为这会引起很大的风波，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会让别人都知道我是在爱着她，在追着她。可我才只有14岁，离谈恋爱找对象的年龄还差得很远，起码我现在还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这种资格。
我一直盼着她能探亲回来与她见面。可是，没想我们那次匆匆一别，就再也没能相见。为了能见她一面，我后来上大学时还专门去了姐姐的工地。他们已经从云南搬到了安徽绩溪，在修黄山那边的铁路。我和我妈住在宁国我姨妈家，我姨夫开车把我们带到了绩溪的铁路工地上。我看到了许多过去的同学，他们和我们的父辈们一样，在盛夏炎热的太阳下，穿着厚实的工作服，戴着安全帽，背着丁字镐，沿着公路边走着去工地。来到工地，便开始采石挖地，搅拌水泥。而我姐姐则和其他几个女孩在用扁担把已经制好的楼板一块块地抬在qì chē跟前，再由几个小伙子把沉重的楼板抬到qì chē上。一辆卡车装满了，另一辆qì chē又开了过来。而更多的人正在烈日下用水泥不停地浇灌着楼板。这里的每个人都晒得很黑，大汗淋淋，挥汗如雨。我不禁在想，难怪他们的工资那么高，原来他们干的竟是这样的活。
我问我姐林玉清在什么地方。我姐说人家爸是处长，早就把她调到了医院，哪像我们这样，还在工地上受这洋罪。其实，我们班里和外班的许多干部子弟都已经从工地调到了修配厂，qì chē队或是机关和医院。凡是能在工程处继续下工地的，差不多都是职工家的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