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周刚上班，秦部长就把林栋、王永强和我叫到了办公室。秦部长面有喜色地说：“部里的钱副部长新官上任，要在部委下属的各大公司考察调研。我们作为交通部委中改革试点的其中一家公司，被钱副部长点名要重点考察。估计他近期就会来。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时，要把化肥运输项目重点介绍一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争取项目尽快上马。”
这当然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中国，不懂政策，企业永远做不大。尤其是国有企业这种靠政策吃饭的共和国子女，没了政策等于断奶，且不是简单的营养不良，而是会直接饿死。
政策意味着什么？政策意味着既有制定者又有执行者，无数人躲在政策的后面无声无息地操纵着局势，无数人围着躲在政策后面的人阿谀献媚，瓜分利益。业内调侃称，跑政策这个活儿需要铜头、铁嘴、飞毛腿。为了加快项目批复，即使是某些公司的高级领导，在部委办公室端茶、扫地、打开水也是常有的事情。
能和部里的副部级干部“亲密接触”，也许这辈子只有这么一次。花总宦海沉浮多年，当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猜这次接待钱副部长的驾临将会是一次盛典，因为花总未来的升迁或者起码当前的位置稳固全赖这次的表演。如果能在这些常规接待项目之外再加点儿有分量的政绩彩头，让新官上任的钱副部长借题发挥，烧几把熊熊燎原之火，那无异于皆大欢喜，钱副部长、花总乃至我的直属上级秦部长的仕途都可能更进一步。
搏政绩顺便把钱赚了，名利双收，一劳永逸，天下没有比政府高官和国有企业的高管更实惠的了。至于我这个名不见经传、深陷机关枯燥单调工作中的毛头小子，如果能借着这个项目启动而增加实践机会，多积累点经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秦部长布置林栋和王永强分别就各自负责项目的市场和技术部分进行材料整理。而我，则被安排根据部委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历史对公司历年来的大事件和数次战略调整进行汇报材料收集和编写，重点对目前公司海运和铁路货运代理主营业务板块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方案和发展规划。志化集团成立与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但期间经历了数次改革和股权变更，业务经营范围和运营模式也几经变迁，要一口气说清楚着实不易。秦部长替我罗列了历年重要项目的目录，安排我去公司的档案室查找资料。
要将二十几年、十几次重大业务调整都纳入一篇给大领导不到十页纸的讲话里，无论是从资料查找、搜集还是后期的归纳整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工作性质不断印证了淼淼对我的评价，我原来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秘”。
说干就干，下午，我便一头扎进了公司的档案室。在泛着发霉和灰尘味道的档案室里，我一个人静静地按图索骥，翻看着公司历年的重大备忘录、战略协议和合同，其中：署名签字的有些人已经退休甚至作古；有些见证人已经步步高升，离开了志化集团；也有曾在当时一段时期内叱咤风云的大领导，如今却已经锒铛入狱，沦为阶下囚。
历史就像一辆隆隆的大车，在某个特定阶段可能会眷顾某个人，让他在车轮行驶过的地方留下微不足道的小小个人印记，以供后人辨识。但更多的时候，它从不为某个人逗留，也不为任何人所改变，只自顾自地沿着早已设计好的既定路线固执地行驶，留待追赶不上的人们在后面驻足观望，唏嘘不已。车轮经过之处，只有一路的尘埃和残骸。
我想象着这些当年参与了公司历次重大变革的关键性大人物，他们曾经的意气风发、他们往昔的志得意满。如今，他们也不过只剩下了一纸签名，在被人遗忘、陈旧发霉的档案室里，勉强地证明着自己曾经的光芒和荣耀。也许，若干年后，我也和他们一样，只在这灰暗的尘埃中残存一丝光亮，甚至还不如他们，连个在破旧档案中证明自己存在过的机会都没有。
初步筛选了资料后，我大致罗列出了一个大纲及相关联的具体资料附件提交给秦部长。秦部长和花总沟通修改后，交给我正式开始编写。这一写就是两周。我没想到给个副部长写材料这么耗费时间和精力，一份十页a4纸篇幅大小的汇报材料，简直是句句都要斟酌，字字都要推敲。我不禁对乔冠华、田家英之流的所谓“党内笔杆子”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不仅需要才华、学识，天分和修养，更需要耐心、严谨、毅力和热情。
当然，至今我仍然不喜欢这一行，因为这就好比高手过招，眼看着别人的武功明显高出自己一大截，穷尽毕生之力也未必能赶上人家一二，何必勉强而为之，浪费时间。何况，现在中国的文风早已泛滥成灾，八股盛行，一篇体制内的文章定要四平八稳，表面夸张华丽，实则空洞无物，简直和日益模式化的春晚一样，形式早已取代了内容。
我不由自主地在家里对这些循环反复而毫无意义的文字编辑工作发了几句牢骚，立即招致父亲的强烈不满，训斥我不懂深浅。老爷子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雄才伟略，笔杆子照样过硬。你在**的企业工作，就要学会适应这一套工作程序。”而今旧事重提，我只觉耳朵根子生茧，根本无心听。所以，老头儿刚起了个头，我便赶紧找了个话头跑开，躲进自己的房间。
这两年来，父亲退休在家，每天除了读书看报炒股票以外，无所事事。于是，他把从工作的忙碌状态中一下子闲下来、却尚未冷却的邪火全部发到了我身上。我但凡有个抱怨，老头儿便数落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只要对单位不满，老头儿肯定会说我自命清高，不懂社会。久而久之，我的委屈和苦恼他不理解，他的叮咛和嘱咐变成了絮叨，我和他之间便渐渐形同陌路，话越说越少，争吵却越来越多。更可笑的是，他居然疑神疑鬼地认为，刑斌和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是在别有用心地搜集情报，替公司的其他人甚至是花总探听我们的想法，提醒我小心提防邢斌。这让我更是无可奈何——邢斌是唯一可以给我些许工作指导和交流思想的同龄人，我虽然和他走得近，却也并没有表达过多对公司不敬的言语。老头儿真的是有点草木皆兵了。
我索性便减少和他说话，回家便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这周过得格外漫长，五个作日，我完全是在为这篇报告忙碌。经过了秦部长的十几次修改，终于达到了他满意的程度。周六早上，我起床梳洗完毕，刚刚拿起筷子吃饭，手机便不识趣地响了起来。我一看号码是秦部长，脑袋瞬间“嗡”的一声。从那以后，我便落下了“周末手机铃声一响，神经立即就高度紧张”的毛病。此后数年，我从校园时期酷爱研究手机的时尚青年彻底变成了视手机如定时炸弹的恐慌一族，没事总将电话扔得远远的。后来，专家给出了这种人群特征的专用名词——周末工作恐惧症。
我接听了电话，秦部长那头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小李，今天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心里面一百个不愿意，嘴里面仍言不由衷地说：“没什么事情，领导，有事您说吧。”
秦部长说：“那个材料，还要再修改完善一下，你一会儿来趟单位吧。”
我故作爽快地答应了，快速地吃完了早饭，急急赶往单位。
那一阵子我甚至盼望着这个钱副部长快点儿来，因为只要他一天不来，花总和秦部长反复斟酌材料，就总觉得有不完善的地方，接着就会反复地让我像毛驴一样周而复始地在那不足十页a4纸的“磨盘边”转圈拉磨。这个神秘而姗姗来迟的钱副部长，俨然成了我的噩梦。
我曾经很多次做过同一个梦。
梦境中，我见到了传说中的钱副部长，上前一脸虔诚地说：“钱副部长，您还记得当年在志化集团考察时为您老人家执笔挥毫的李沛文吗？”
钱副部长会心一笑，说：“呵呵，我当然记得，李沛文嘛，人生得风流倜傥，文章写得妙笔生花，人才啊，人才。”
我意犹未尽地追问道：“所以呢？”
钱副部长也意犹未尽地说：“所以，麻烦你再给我写一篇吧。”
然后……然后…我挥刀自尽，瞬间从梦中惊醒。
两周后，钱副部长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却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当然，似我这类“武大郎卖烧饼——货怂人更怂”的末等角色根本就不配见他老人家一面，因为我的级别顶多也就是个股级，而钱副部长官至副部，一个处在主流官阶之外，一个位于中央官阶之巅，压根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钱副部长走了以后，我从公司内部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花总盛情款待钱副部长，极尽奢华之能事；两人在高尔夫球场肆意挥洒了整整一天，交流了诸多心得；花总献上的更为厚重的大礼是，我们公司将在钱副部长所在的家乡投资建设一个大型房地产项目，据说这个房地产项目的建筑承包商是钱副部长的亲戚，承包金额就难以估量和为外人所知了。钱副部长自然投桃报李，也给了我们多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他郑重提出交通运输主业一定要改变“坐、等、靠”的现状和思维习惯，要面向市场，勇于改革，要向创新要市场，以服务争市场。他若有所指地强调，部里将着力扶持旗下的多家重点企业做大做强，提高重点企业的经营业绩。
钱副部长回京一个月后正式传出消息，部里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加快交通系统、尤其是铁路货运产品的更新换代，争分夺秒地抢市场、抢货源，提高铁路运输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提出了交通系统重点货运企业加快改革步伐，在未来与母体公司整体上市，模仿欧美大型铁路运营公司，形成集团化、规模化的运营组织模式。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旦重视就不难。推动新项目运行的、自上而下的政令终于打破了部里既有部门之间的推诿搪塞，使原本一盘散沙的政策审批部门变得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我们的新项目，在历经层层责难后，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我却在一片欢呼中隐隐约约闻到了火药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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