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时我并没完全明白书记的话的含义，我把它理解为书记还有很多活要我干，不是一天两天，至少要干到月底。而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命运从此改变了，我已经进了机关了。
至于我是怎么进的机关，这要多说几句。
在事故后停产学习那一个月里，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处于放假状态。别的工友都看明白了，都不来参加学习，而我则天天准时到场部来。来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学习室，负责讲课的领导就把要讲的东西给我，让我自己看自学。这个阶段那个姓许的干事常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一些杂志报纸看，并鼓励我积极向路局报社投稿。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向路局的《火车头报》报社投出了人生第一稿，题目是《不敢想》。是一篇500字的散文，把自己在那次事故中的感受写了出来。很幸运，半个月后，这篇我人生第一投的稿件被印成了铅字，在路局的《火车头报》上发表了，于是这篇稿件也由人生第一投变成了处女作。
处女作发表之后，我在机关里成了风云人物。其原因并不是我的写作水平高，而是整个场子的成员，从领导到工人，在我之前都没在报纸上发表过作品。这篇《不敢想》不但是我的处女作，也是这个场子的处女作。
之后的事情是我们里家开始借鉴美国的企业管理之父泰勒的企业管理理论，路局要求各单位选派文化底子厚、接受新知识能力强、年轻的干部参加企业管理的培训。单位在现有的干部中选了一圈，没人肯去，最后，在许干事的提醒下，人事主任想到了我经过场主要领导的研究，认为派我去最合适，一是我是目前单位里最符合条件的，二是我不是正式干部，如果一旦学的不好跟不上趟，反正一个新工人也不丢场子的脸。
于是，那天上午，人事主任就出现在我们班，只不过他接受的任务是调我进机关，但不下令，说的规范点叫助勤，说的通俗点叫黑人。至于场主要领导的心思想法是不能跟我说的，所以他就那么含含糊糊地让我去帮书记干活。
一周后，我被派去路局参加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为期半年。简单的说，我这个场领导以丢卒保车心态派出的参训人员，他们并没报什么希望，只求我不给他们丢太大的脸就行。然而，我却给他们争了大脸。整个三百人的培训班，我的成绩始终遥遥领先，最后以排名第一拿到了前十名优秀学员证书和毕业证书。
其实场领导原本是等我毕业回来就以没学好的理由打发我回班里的，可是我竟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回场。无奈，场部只好继续留我在机关里助勤。我没有职位，也没有办公室，更没有办公桌椅，哪里有活，那里叫，叫到哪里就在哪里干。在此期间，我以非党员身份参加近二十名入党积极分子的政审外调工作，又以非党员非干部的身份参加了近半年的老案复查工作。这两项工作中有四件事要说一说。
第一件、死里逃生：那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一次，我与副场王xx经一个小镇去一个山村外调。下火车去租自行车时只剩两辆，其中一辆没有后闸，前闸只有一面有闸皮子。任务比较紧，只好把那辆没问题的给副场长骑，我骑那辆只有一个前闸皮子的。路途有二十多里地，中间有一个大岭需要翻越。下坡时我跟在副场长的后面，一直小心翼翼地用那一个闸皮子在控制车速。整个下坡有3里多路，中间还转一个大弯。就在接近转弯处，坡下上来一辆28马力的拖拉机。拖拉机的突然出现，吓了副场长一跳。他一紧张，前轮一哧溜，车子就倒了，把副场长摔到路边的梯田里。见此情况，我赶紧把闸扣到极限，准备停下来去救副场长。谁知那唯一的一个闸皮子在我紧急下死闸时竟然象子弹一样向右上方射了出去。没有了闸的自行车在近40度的坡道上开始加速，象一匹脱缰的野马，风驰电掣般向前冲去。我无法控制车速，只好控制方向。然而，车速越来越快连方向起开始难以控制。没办法，为了不出现更大的危险，我只好选择往路边的梯田格子上驶去。但车速太快，惯性太大，车子虽然上了梯田格子，但速度并没有降下来多少。车子依旧在猛冲，连着跳了五层梯田，惯性和车速还是无法让我脱离自行车。没办法，我只好选择向梯田里的玉米秸秆垛撞去。我冲倒了一垛玉米秸秆，停在了第七层梯田的玉米秸秆垛里。当我拎着自行车从秸秆垛里挣扎着出来时，脸上全是秸秆的划痕，衣服裤子上共有七处三角口子，已然是个乞丐了。目睹这一切的副场长走到我身边时还惊魂未定，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摇着我的胳膊，最后竟然掉出了眼泪。
第二件、喝到真黄酒：那时去农村外调都是吃派饭，由村委会将你指派到一户村民家里，你就在那家人吃住。有一次与一位老党员去一个很远很偏僻的山村外调，我被村委会指派到一户儿女都分家另过的老年夫妻家里吃住。工作干完了，但天已经黑了，路远又黑，危险因素太多，只能住下来第二天天亮再走。这对老夫妻大约有七十多岁，住着五间平房。他们为我准备了高粱米干饭和炒鸡蛋，很普通也很实在，我吃的很饱，也很惬意。吃完饭我们就在院子里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