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道》 卷十 向北行 第八百二二章 【如坐针毡】

    也就在公孙正与陈东，正在东京城中密议“迎还”太上皇赵佶的时候，他老人家以及其宠臣在镇江的处境，却也并不像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佳妙，相反倒是愈来愈困难。

    众所周知，这东南地区既是太上皇赵佶的躲难之地，也是当年他大兴花石纲乱搞的重灾区。虽然他的手下宠臣朱勔等人在东南的根基深厚，但惹出的民愤也是极大。

    当年王庆、方腊作乱，虽然童贯和折可适先后平乱，但匪过入梳，兵过如洗，这官军平叛对东南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匪徒作乱还要甚烈，以至于民间多有说辞，称童贯平叛时“每战多杀平民”，“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于是平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因此朱勔之流虽然荼毒东南，但其害远不如官军平叛。

    而且，此时的百姓也不全是愚鲁之辈，倒也明白这太监使坏，非与皇帝无干，朱勔四处搜刮花石纲的根子，自然还是在官家赵佶的身上。所以这后来赵佶南逃的时候，途经扬州时想要游一游扬州有名的石塔院，结果在院中遭到僧人奚落道：“何不取充花石纲焉！”

    这话的意思，也就是：你不是在东南搜刮了这么多的花石在东京城造了艮岳么，怎么还要跑到扬州来观赏风景？

    他听了之后，气得罢幸而归。

    再加上赵佶虽然一路南逃，但他领着大队人马南下，必然少不了沿途骚扰百姓，加上又是仓惶逃跑，自然很多装备都没带，准备也是不足，所以“所至，藩篱、鸡犬，为之一空”。

    在到达镇江之后，他又“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以至于镇江府悄悄上报给东京叫苦，称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

    而这太上皇身边的宠臣也不安生，素来彼此勾心斗角，南逃之后恶习不改，仍旧相互倾轧。早在到达泗州之初，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他“诈传上皇御笔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

    高俅对这道御笔深表怀疑，拟面见赵佶，“亦复艰难”。

    后来高俅所带禁卫兵欲跟随帝辇南下，“童贯遂令胜捷亲兵，挽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

    高俅只得留守泗州，控扼淮河，“于南山把隘”，而童贯麾下为赵佶保驾的胜捷军兵大多数又是西北人，他们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

    因此赵佶如今在东南，可谓是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危机四伏，兵变、民变一触即发。

    而且，由于赵佶毕竟已经退位，而如今的大宋又是儒教天下，因此地方官员大多按照常规，遵从在位皇帝钦宗的诏令，赵佶为了竭力拉拢东南地方官员，更是不得不择手段，如他将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曾纡“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除破例让其贵妃乔氏出面接待而外，还赏赐曾纡七宝杯一只。

    但就算即便如此，镇江城里的议论也是不利于他，镇江人也并没有因为赵佶如今就呆在镇江就向着他说话，反倒因为皇驾亲随不断扰民的缘故，对赵佶很是痛恨，巴不得他早点滚回东京去。

    实际上，这时的太上皇赵佶，在镇江也是如坐针毡，也在思谋返回东京的事情，只不过他的想法究竟如何，是回去但撒手的太上皇，还是回去夺了儿子的权，这就不得而知了。也就在公孙正与陈东，正在东京城中密议“迎还”太上皇赵佶的时候，他老人家以及其宠臣在镇江的处境，却也并不像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佳妙，相反倒是愈来愈困难。

    众所周知，这东南地区既是太上皇赵佶的躲难之地，也是当年他大兴花石纲乱搞的重灾区。虽然他的手下宠臣朱勔等人在东南的根基深厚，但惹出的民愤也是极大。

    当年王庆、方腊作乱，虽然童贯和折可适先后平乱，但匪过入梳，兵过如洗，这官军平叛对东南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匪徒作乱还要甚烈，以至于民间多有说辞，称童贯平叛时“每战多杀平民”，“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于是平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因此朱勔之流虽然荼毒东南，但其害远不如官军平叛。

    而且，此时的百姓也不全是愚鲁之辈，倒也明白这太监使坏，非与皇帝无干，朱勔四处搜刮花石纲的根子，自然还是在官家赵佶的身上。所以这后来赵佶南逃的时候，途经扬州时想要游一游扬州有名的石塔院，结果在院中遭到僧人奚落道：“何不取充花石纲焉！”

    这话的意思，也就是：你不是在东南搜刮了这么多的花石在东京城造了艮岳么，怎么还要跑到扬州来观赏风景？

    他听了之后，气得罢幸而归。

    再加上赵佶虽然一路南逃，但他领着大队人马南下，必然少不了沿途骚扰百姓，加上又是仓惶逃跑，自然很多装备都没带，准备也是不足，所以“所至，藩篱、鸡犬，为之一空”。

    在到达镇江之后，他又“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以至于镇江府悄悄上报给东京叫苦，称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

    而这太上皇身边的宠臣也不安生，素来彼此勾心斗角，南逃之后恶习不改，仍旧相互倾轧。早在到达泗州之初，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他“诈传上皇御笔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

    高俅对这道御笔深表怀疑，拟面见赵佶，“亦复艰难”。

    后来高俅所带禁卫兵欲跟随帝辇南下，“童贯遂令胜捷亲兵，挽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

    高俅只得留守泗州，控扼淮河，“于南山把隘”，而童贯麾下为赵佶保驾的胜捷军兵大多数又是西北人，他们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

    因此赵佶如今在东南，可谓是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危机四伏，兵变、民变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