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预约》 第一二零章 共产党策反的王先生是谁（增补版）

    黄昏，往西山沉下去的太阳还不肯隐退，还在想要极力地把仅剩的阳光留在世间大地上。但是黑夜已经在冷漠地开始抢占太阳的势力范围了。此时，大地处于朦朦胧胧的昏暗状态。

    金堰，江北行营。在陈墨崧办公室，他坐在靠近壁炉的沙发上，正在听取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蒋安邦的专题汇报。

    蒋安邦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递给陈墨崧，“这是我们政工处的政治训导大队从一个投诚的**县委通讯员那里得到的，据这人说，笔记本的主人是他们的县委书记，去年十一月被我军飞机炸死了。这个书记在笔记本里把他参加**江淮分局历次会议的经过都做了记录。鉴于这个笔记本对我军了解共军的意图很有帮助，我就指示政工处翻印了二十份，发给我军军长以上的军官。”

    “很好！”陈墨崧一边翻着笔记本，一边得意地点点头。

    “不过这一段我没叫翻印。”蒋安邦指了一下页码，眼里闪出一丝神秘的亮光。“人家都把手伸到我军内部来了！这个罗志平不仅号召他的部下扩大对我军策反的范围，还洋洋得意地吹嘘他正在策反我军73军军长鲁文才中将和江北行营参谋长文达中将。您看，他还特意向参加会议的**干部介绍鲁军长和文参谋长过去的经历。”

    陈墨崧看着笔记本，脸上并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这能说明什么呢？**挖我们墙脚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拉我们的人下水和我们的人愿意下水并不是一回事。”

    蒋安邦嘿嘿一笑，“当然，单凭姓罗的一面之词还不能怀疑他们二位。问题是，他俩过去的经历太复杂了。我曾在中央党部档案室看见过一张出版日期是1927年4月30日的武汉国民政府官方报纸，上面登有独立一团全体军官署名的独立一团讨蒋通电。过去我一直以为这个通电是哪个**员写的，但是现在这个笔记本却说是当时任该团三营营长的鲁文才写的。姓罗的还拿出当时是鲁文才手下排长的谷雨作证，说谷雨亲眼看见鲁文才起草通电，谷雨还说他和鲁文才有生死之交。”

    说到这里，蒋安邦瞅着陈墨崧，狡黠地挤挤眼睛，“陈长官，姓罗的是**江淮分局书记，江淮共军政委，您看他会在**干部会议上故意造谣吗？或者说这个笔记本其实就是**的离间计？”

    陈墨崧眼睛注视着笔记本，没有看蒋安邦，脸色依然平静。“这不能说明什么，当时老头子清党，武汉那边好多国民党员都骂他，武汉方面还宣布开除老头子党籍，下令讨伐他。噢，**就是利用东征讨蒋的机会，把武汉的亲共部队拉到南昌，搞了个南昌暴动。”

    “是的，武汉方面讨蒋不过是装装样子，可鲁文才参加南昌暴动却是来真格的！”蒋安邦翻一下眼皮，耸一下肩膀，“暴动失败后，鲁文才的部队被打散，他一个人跑到上海，联络了一帮人，继续进行反蒋活动。1929年以后，他们的组织散伙，鲁文才又一次成了光棍汉，连吃饭都没着落。所以，姓罗的说鲁文才，噢，还有那个文达，他们投奔老头子，等于是为了吃饭。”

    陈墨崧这会儿神情出奇的平静，“为了吃饭才来投奔老头子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关键是，鲁文才和文达以后一直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又没有再吃**或者别的政治势力的饭嘛。”说到这里，他的脸上突然露出怪异的微笑。“别说他俩了，就连你我，不也都是一直吃国民党的饭吗？只要不学那个胡腾霄，只要不当墙头草，为了吃饭投奔国民党，不丢人，”

    蒋安邦尴尬的笑了，“为了吃饭投奔国民党，当然不算丢人。不过吗，她俩过去的经历可是太复杂了，而且文达的经历比鲁文才还要复杂，他原先就是红脑壳。”说到这里，蒋安邦指着笔记本，上面写着潦草的钢笔字

    他先入共青团，后入**。他和**母亲文夫人还是亲戚，管文夫人叫姑妈。他也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后他被党先后派到湖南、四川做地下工作。1931年8月，文达因为对他上级的一些政策持反对意见，受到上级处分。他不服处分，就离开四川到上海找周恩来同志申诉。因为没找到周，他就这样脱党了。据罗书记说，周恩来知道这件事以后，认为这个处分不公平，下令撤消处分，只是文达没有接到这个通知。此后，他在湖南靠写新闻通讯谋生。1936年，在脱党五年之后，他在上海参加了国民党。罗书记还说，鲁文才在搞反蒋活动时，认识了他们几个地下党，文达认识的更多。后来他们投奔老蒋以后，都没有告发那些**。所以，罗书记说，就凭他们当初对**讲义气，**现在都应该向他们敞开大门

    这会儿，蒋安邦又从皮包里掏出一份卷宗，递给陈墨崧，“这是那个汪静方的供词。”陈墨崧接过来，打开，上面是工整的钢笔行书字迹

    去年十一月在林河前线，我和另一名匪军参谋住在谷匪的隔壁。一天夜里，我睡不着觉，隔着墙板，听见罗匪走进谷匪屋子，说王先生已经和匪军代表谈妥，将在适当时机率部举行所谓战场起义。谷匪请罗匪转告那个王先生，要他估计到率部起义可能有困难。如果不行，就一个人过来。即便如此，一个受老蒋信任的国民党中将起义也能有重要影响

    此时，蒋安邦不免得意的晃着脑袋，“联系这个笔记本，我怀疑，这个王先生是鲁文才或者文达的化名。”

    坐在陈墨崧旁边的严光喜这时候插话说，“蒋处长所言极是，如今是非常时期，这两个人过去经历如此复杂，共党又一向善于对我实施多方渗透，我们不可不小心呀。”

    “你的分析有道理，但是这需要证据来支持。”陈墨崧把笔记本和供词往茶几上一丢，神色照旧保持着平静。

    “在没有其它证据之前，单凭这个笔记本和这张供词是不能证明鲁军长和文参谋长有投敌问题的。另外，我想告诉你们，1929年10月，正是我，受老头子委派，跑到租界找到了因为反蒋，又被政府通缉，穷困潦倒，连吃饭都成问题的鲁文才。告诉他，过去的事就算了，师生之间再闹再争还是一家人，回来吧。于是，鲁文才感激老头子在他们落难时候拉一把，就回来了。至于文达，他参加国民党也是我牵的线。在参加国民党之前，老头子听我说了他已经脱离共党五年的情况以后，特意宣布撤消政府对他的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