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天理，灭人欲当一千多年的理学的儒家宗师朱熹朱老大哥喊出这声口号的时候，天下士子无不景从。
两百年后，身在会稽山的王阳明王大圣人也向他的弟子提出过“存天理，去人欲”，足以可见这种儒家理论的市场有多广阔。
其实，圣人们的思想都是同源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只是存天理，灭人欲是以“致良知”来实现的。
宋朝这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朝代，只不过因为周围强敌太多，使得后世人对这个朝代总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它。
宋朝时的商品经济之繁荣，物资丰富程度之广阔，是很多后来的朝代都无法比拟的，但是宋人不尚武，面对强敌，他们一代比一代懦弱。
在一个有钱人，但是周围都是强盗的时代，这个有钱人无时无刻不要担心强盗会不会来劫掠自己，每分每秒都要忧虑接下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因此，他的心态总会发生一些病态的变化。
宋人正是在这种尴尬的境遇中，整个社会的社会风气渐渐产生了一种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心里。
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万丈深渊！
这便是宋时富人们心态的真实写照。
他们开始用奢靡的生活麻醉自己，开始用挥霍享受的日子来搏一醉迷离，反正国之不国，省吃俭用省下的钱财与其被辽国西夏人抢走，还不如自己尽情花掉。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一个国家，总是会有一些足以支撑起其民族脊梁的那群人，虽然有时候这些人只不过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子，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却是绝对的巨人，绝不会愿意同流合污，用利己的眼光去衡量一切。
他们会站在国家的角度，去以国家的利益为自己的终身目标。
也只有他们这群人，才能说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话。
幸运的是，南宋的朱熹正是这样的人。
“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老大哥理学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人欲佛教讲的三毒。后世人断章取意评判宋明理学时，多言“存天理，灭人欲”禁锢了人的自由等。
都认为此处“人欲”是指人的基本需求**，如私欲、贪欲等，这些**是要革除的，但其实，理学认为人的基本需求**即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人欲”即是“天理”此处人欲即天理。
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人的**要有一个度，不能随意的放纵自己，克己守礼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随意的发泄**，那么文明社会便会一步步倒退。
这一观点日后被一点点验证，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有人都要遵从天理，控制**，一旦丧失自我的本心，便会害人害己，大到国家覆灭，小到家破人亡。
这个观点的提出，并且逐渐成为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是阻碍宋代社会风气坠亡的有效手段，也因为这一社会风气的推广，才使得中原之地，还能保留中原传统的精神文化不被外族人完全毁灭
不过在公元978年，大宋还处在赵老二的统治之下，朱熹朱老大哥和王阳明王大圣人还未出生，因此，这个时代的整体社会思想还处于一种迷蒙的萌芽状态。
虽然姜胤大规模的鼓励商业使得新宋国国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是同繁荣的物质比起来，匮乏的思想水平显得格外刺眼。
一条腿走路是不行的，后世有无数个例子来作证这句话的正确性。
即使强如苏联一般的世界霸主，最后还是倒在了商品物资这条瘸腿下。
新宋国初建，现在这个国家婴儿一般的双腿还看不出什么区别，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做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政策，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婴儿便会落下病根，十年，二十年可能还看不出太明显的缺陷，但是三十年，五十年，这个病根将会越来越明显，最终使得这个国家渐渐变的畸形。
如果姜胤想让新宋国健康发展，那么思想上的进步是一定要同物质一样加以支援和引导的。
朱洞、陶岳、周式三人是姜胤在这个时代遇到的最顶尖的思想家，这三人的悟性虽然不能和朱熹王阳明那样的大神媲美，但是作为开国风气的引领者，他们已经绰绰有余。
因为社会物资的极大丰富，新宋国的社会风气已经逐渐产生了一种不同于昌盛的腐化气息，这一点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任何政府和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社会水平时都无法避免**这个问题。
整个社会从之前的尊崇礼仪道德，逐渐朝着崇拜钱财的方向一路狂奔。
在新宋国，只要有钱，便能享受最好的住所，吃西域运来的美食，喝海外进口的酒酿，有钱能结交众多的朋友，而这些朋友又结成一个个团体，从一个个小富翁逐渐构成一个大的集团，他们的能量甚至要比许多贵族还要强大。
同时，有了钱，整个社会向奢侈享受的方向滑落，这也让那些原本拿着不少不多俸禄的官员眼馋不已。
作为掌控实权的官员，其实他们和社会上的那些财团富人们接触的更多，在面对那些物质享受时，很少有人能够直接拒绝。
这使得新宋国的许多地方官员都和那些富甲大商打成一片，称兄道弟的事情也是频繁出现，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可以给那些地方的富商防水，比如修路，造桥，建房等等。
这让姜胤感到了一股深深的危机感，新宋国决不能这么继续下去，如果没有新的思想，没有足够严厉的法律去规范，那么这样的盛世景观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新宋国便会被一群能够腐蚀一切的蛀虫腐蚀的连渣都不剩。
于是忧心忡忡的姜胤，在天辰二年的八月初，对新宋国展开了一场大净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