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一切政事皆理于公朝，为“不废务”，即便恶劣天气，也很少免朝。洪武三年，“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就连“各庙忌辰”，也照常朝参，只是改服浅淡色衣服，不鸣钟鼓。如遇大丧，皇帝则“视事于西角门”。
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一百八十四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至极。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事岂能持久？但tai祖定制又不准变，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便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杨峥只是四品武将的官职，在武将里面，并不算大，占的位置也不显眼，眼看着金銮殿上六部九卿事无巨细一一说来，皇帝一一做出解答，看到他连连摇头，世人都说做皇帝爽，看到的不过是皇帝大权在握，后宫佳丽三千，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不知皇帝也有累的时候，尤其是明代的皇帝，自从朱元璋废丞相后，君主集相权和君权于一身，达到前所未有的君主集权巅峰，这种情况看似不错，其实累的厉害，即便是朱元璋、朱棣这等雄才大略的皇帝，也不得不在废除丞相后，设置内阁，可见做皇帝并不舒坦，偏偏那么多人想做，真不知那朱高煦若是造反成功了，当真做了皇帝，会不会后悔当年没有做一个闲散的王爷来得舒坦。
胡思乱想了一阵，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得朱瞻基道：“杨大人廷推开始吧？”
“总算入正题了？”杨峥嘀咕了声，生怕旁人看出自己的懒散模样，立即做出一副认真凝听的神情。
所谓的颋推，凡朝廷遇有重大政事，或遇有文武大臣出缺，皇帝必诏令廷臣会议，以共相计议，衡量至当，然後报请皇帝，取旨定夺，其有关政事得失利弊之研商者，谓之廷议；其有关人事升补任用之拟议者，则谓之廷推。虽说是群臣推荐官员，但明初的皇帝还是有决定权的，最厉害的还可以用中旨任命高级官员，内阁有票拟权，是说阁员收到奏章或准备发出的草诏后，在面上贴一张纸，写上自己的意见呈送给皇帝，由皇帝批红正式生效，其实和唐宋中书舍人（中书省的几名中层干部）“五花判事”很类似。而各部门在收到内阁发出的文件时，就以票拟上的批红为生效的依据。按说这不是法定工作程序，但正由于明朝没有明确法定工作程序，人们自然而然就要去寻找，就找到了票拟批红这个程序。某天谁接到一份诏书，没有票拟，皇上直接批红。那对不起，这就只能算是皇上您的私人书信，不能算政府公文。其实这也有个学名：中旨。那问题的关键就来了，如果职能部门收到中旨，该怎么办？
其实明朝人有现成的例子。宋太宗在雍熙北伐中，绕开宰相直接和枢密院制定作战方案并直接指挥前线将领，便是犯了擅发中旨的忌讳，后来差点被弄得下不了台。而在绍兴北伐中，首相秦桧以朝廷名义发出撤军的诏令，宋高宗却发中旨要求诸将继续进攻。诸将均奉诏撤军，只有岳飞奉中旨继续进攻。结果大家都知道，岳飞免官下狱，甚至死在狱中。尽管众所周知此事是秦大汉奸弄权，但从法理程序上讲，他还真才是有理的一方。此事给了后人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如果奉中旨不奉诏令，皇帝最多丢下脸，奉旨的人就算是民族英雄，也难逃丢官甚至丢命的下场，皇帝也保不了你。那你说，如果你接到中旨尤其是与朝廷诏令相违的中旨，该奉旨还是该封还？但大明初期皇帝一般不会动用这项权力，因为这个对于皇帝有意义，对被中旨的官员却是毫无意义，甚至有些丢人。
要说明朝的文人，那绝对是有骨气的，但凡是个大官若不经过廷推的，还真没几个会接受，在他们看来，这是皇帝对自己能力的侮辱，所以综观整个大明，除了在正统年的徐有贞外，没有人接受皇帝的中旨，弄得最后皇帝也觉得这个中旨颇有几分嗟来之食的味道，久而久之，中旨就好比是聋子的耳朵，纯属摆设了，只需涉及朝廷高官，皇帝多半会按照规矩廷推。
今日首先要廷推的吏部侍郎黄宗载等十五人清理天下军伍的任命，这件事早就送到了内阁，碍于仁宗皇帝身子不适，一直压着没动，如今新皇帝登基，此事自是重中之重了，盖因当时军伍缺额严重，而各州县又多欺隐，兴州军士范济进京奏言，让朝廷早早派遣官员去查探，朱瞻基从诸多奏折中理出了这件事，决定趁着今日一起给解决了。
经过一轮廷推后，结果是让黄宗载等分别前往各地清理。其后定“清军例二十四条”，并将遣京卿给事中御史清理天下军伍定为常规。黄宗载赴浙江；户部侍郎郝鹏赴湖广；刑部侍郎樊敬赴扬州、淮安、凤阳、庐州、滁州、徐州；俞士吉赴应天、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广德、和州；吴廷用赴江西；北京行部侍郎金庠赴北直隶；都察院副都御史李素赴山西；大理寺卿汤宗赴山东；少卿严升赴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徽州；李谦赴广东；施礼赴河南；寺丞张宗琏赴福建；艾良赴四川；通政使司右参议何怀辉赴广西；鸿胪寺丞张人实赴陕西。对于这个结果，朱瞻基多少有些不满意，倒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吏部侍郎黄宗载。
要说吏部侍郎黄宗载也颇有几分传奇色彩，此人性子比较急躁，能做事，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少了魄力。
他在永乐初年，被推荐任为湖广按察司佥事。巨奸宿猾之徒，多被贬戍到铜鼓、五开之间，暗中把持官吏生杀之权。黄宗载放榜历数他们的罪行，说：“如果不改，一定要依法处治。”众人不敢违抗。武陵多军籍，百姓家庭担心与他们联姻，徭役赋税将转到自己身上，所以男女到了四十岁还不婚嫁。黄宗载以理劝说他们，他们都领悟了，一时结婚的有三百余家。邻县也仿效，风俗遂变。皇上朱棣征他到文渊阁修《永乐大典》。书成之后，黄宗载得到赏赐，回到任上。后来他总管制造海运巨舰数十艘，事情办成了而百姓并没有受到骚扰。皇上车驾北征时，向湖广征兵，使者因贪婪凶暴而误了期限。黄宗载因不弹劾，被贬为扬青驿驿夫。此后多年不用，直到朱棣想用一个御史，忽想起被自己呵斥的黄宗载，细想之下，觉得此人虽性子急躁了些，大事糊涂，小事精明，但作为御史还是尽职尽责的，便重新起用黄宗载为御史，出去按察交趾。当时交趾刚被平定，州县官员多用两广、云南的举人以及愿意往远方任官的岁贡生员，他们都不善于安抚。黄宗载于是说：“有关官员都不称职。如果等九年以后再废黜，恐怕政治会更加废弛。请求对任职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和布政、按察二司调查核实上报。”朱棣赞同他的意见。他回来后，行李萧然，不带交趾一物。尚书黄福对人说：“我在这住了那么久，所接的御史多了，只有黄宗载识大体。”后黄宗载祖母去世，他被召回任事，改为詹事府丞，才算是留在了京城，朱瞻基早些年跟在朱棣身边最久，对朝廷官员的秉性多有了解，他怕黄宗载在清查清理天下军伍犯了糊涂，有些担心，大杨荣、杨士奇都大力推荐此人，对于这两人阁臣的眼光，朱瞻基自不会怀疑，便也答应了。
处理了这件事，众人松了一口气，朝堂上的气氛也热烈了许多，接下来就开始廷推巡视江南的官员了。
巡视江南毕竟不是小事，推的也是三品大员，朝中各种关系复杂，所以大家你来我往竟推了半天，一直没个定论，这个说江南的是难治之地，朝廷应该派一个大员去管理，却不说该派谁去。而那些说出名字的官员，多半才能不够，又被众人给否决，一时纷纷扬扬好不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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