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这个渗透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传统节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赋予了很深厚感情。那喜庆的气氛,热闹的场面吸引着我们。那时的物质是很贫乏的,过年时在门上贴上幅对联,放上几枚小炮仗,大人小孩穿上相对新的衣服,老一些的人都是棉衣棉裤,外罩个布衫子,戴个瓜皮帽,多数把自己打扮成全身是黑色。青壮年和小孩子的衣服大多也是蓝的,不图有多阔气就是图个喜庆和热闹。过年也没多少准备,腊月里,到商店买几张花墙围纸,将炕周围糊上一圈子,再买上几张当时突出政治宣传的画,将墙上布置一下,那就很不错了。我清楚地记得,母亲从商店里买来了一本1971年的撕历,封面上是舞剧《红色娘子军》中身着一身红衣的吴清华,巅起脚尖,侧着脸,表情倔强而悲愤。
小时候,大人们在生产队劳动,过年也只放三天假,有时连三天都不到就开工了。但这足以使人们感到非常知足了,这幸福的日子带来的幸福感要远远地超过了现在。
腊月里也做一些吃的,有蒸馍,有油炸馍,喝的呢,买两块茯茶,打几斤散酒,也就其乐也融融。老家里是大年初一就开始拜年的,走亲串友也没什么特别的礼物,把自家做的蒸馍和油炸馍带上,到人家里,把馍往柜子上一放,还要摞成一种样式,通常是蒸馍在下,油馍在上,有老人的家里还要准备一个糖包,是用红纸包上二两红糖,用黑棉线扎成长方形,再放到油馍上面,有的则是亲自送到老人手上,并说上几句祝福语。腊月里做的那一缸馍,其用途主要就是拜年。别人家来拜年也依样画葫芦,几天的年过了,大家都把馍换了。谁家的馍做的好吃,谁家的馍做的不好吃,过完年就都知道了。有出远门拜年的,就不能带蒸馍和油馍了,半道上会揉碎的。不行,就得用铁熬烧制坚固的烧锅子,如果亲戚多就得准备几十个,用褡裢装上,驮在驴上,每串一家往外掏两个烧锅子,上下摞起。一褡裢的烧锅子就将十几家亲戚串了。
记得大年初一的天气是很少刮风和下雪的,就连阴天也很少。这一天往往万里无云,天特别的蓝,阳光特别明媚。坐在亲戚家的炕上,太阳光从窗口照进,照耀着那小碗里的酽酽的茶水,上面舞动着缭绕的雾气呢。虽然没有电视和广播,在一起闲聊其乐也融融。年轻人在一起就是喝酒,主人家很实在,拿出家里的好吃的,拿出好酒来让客人喝好。如果你没有醉,主人认为没有尽兴,非要喝的倒下了,才认为是喝好了,显得高兴。
我自打离开了家乡,就常常回忆过年的那个味儿。在省城上学那几年也没觉得什么,但自当兵以来,越临近春节就越想家了。想过去的那股热闹劲儿,想那温馨的气息。不得已,军校毕业时就特意选择了这个离家最近的部队作为服役地。想想百多公里的路程打马就到,好象是吃奶的孩子马上要见到母亲,有了些许安慰。现在想来这是个没出息的选择。
到部队,家就近在咫尺了,但也并非我想象的那样容易回家去的,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一年也只给一次探亲假,也并不一定就在春节期间。这要看连队的其他干部在春节是否也要回去探亲。他们的家远呢,有的还跨几个省。事情又有例外,到了年三十的下午,上级突然下达通知,家离驻地二百公里的可以回去过三天年。哇塞!这不是专门给我下的通知吗,我家离这也就百多公里啊,当时的我也没有多高的觉悟,又加上是个单身,一听到有这样的好事,立马收拾东西准备出发。问题又来了,大年三十下午,驻地城市的公共qì chē已停运,我就只好去乘那趟玉门到兰州的被称作慢车的火车了。说它慢,慢就慢在每个小站都停车,也正因为慢,它才会停在我村子旁边的那个小站上。
除夕夜乘火车别有一番滋味,车站上人少,车中人更少,核定乘108人的车厢里平均也只有两三个人,从晚上八点乘车,到凌晨一点下车,就要忍受五个小时的寂寞和孤独,但这也很值。就是除夕夜这样寂寞的乘车我有过两三回,为的就是寻找童年时的那份温馨,和对亲人的依恋。
有一年,火车到旧县城的车站正值子夜,一时间县城里礼花升天,鞭炮齐鸣。眼望窗外,我心花怒放,有喜悦又有忧伤,我想起了那首《牡丹亭》里的台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