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不了了，活不了了，真是让人活不了了，啊——”曾来齐靠近办公室的时候，整个屋子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所幸，在学校里，老师都不是什么刚出笼的包子——一个个那都皮实着呢——面对突如其来的所谓种种“灾难性预言”，大家都有足够的免疫力：自身都非常清楚，只要你略有工夫稍事停留，那一应“预言”的揭秘时间大都不会超过五分钟。依据惯例，曾来齐决意就站在门口不动声色的静待花开。
“大伙儿说说，大伙儿说说，啊，大伙儿说说，这都几个月没见工资的影儿了？”那拿腔作势尖声怪叫的高挑个儿叫上官蜜儿，别听这名字甜蜜蜜的像个小蜜桃，实质上却是个地地道道竹竿儿般纤细的大老爷们儿。不过，这名字到还是非常契合他本人的脾性的——官迷儿。
对于这人的底细，曾来齐那可不是“一班”的清楚：出生于60年代初期，全面恢复高考不久，通过高考为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普师专业所录取，此公读书本就奔着“学而优则仕”而来的，因而，毕业之后，一心就想着“向统治集团”靠拢，可惜“时运不济”“祖荫无庇”，结果只好“屈就”于三尺讲台十几余年。其实这样描述也是不够准确的：此公由于有一项超强的附着能力——能够远从八竿子之外找到自己与某相关领导的若干关联之处，所以，自打走上工作岗位那一刻直到现在，也没有正式在讲台上呆到过连续半年以上的时间，虽然他经手的无论哪项工作都只是断断续续，近乎老太太的风油精，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始终都在决策层的四围转悠”，有道是“想吃锅巴锅边儿转”，这人倒也“坦荡”——无论公私场合，绝不隐瞒自己“想吃锅巴”的本心。然而，令上官蜜儿深感不幸的是，自己这来来去去地转悠这好些年，不仅没有转到个什么象模象样的位子，甚至连个老婆也好险没能转上，最后直到两年前，学校里的同事也不知道他老先生使出了咋个样儿的手段，又是从哪个“二手市场”给淘来一位几转手的乖咩咩的“经验丰富”的主儿，终于也算成家立业了。不过，据上官本人介绍，对方可没亏他——人家后背还靠着一棵不大不小的“歪脖儿树”呢！
“所以各位呀，我们要抗议！这政府简直不管老师们的死活吗！我们得联合起来，抗议，抗议，抗议！”
其实，在座的老师心里都明镜儿似的：他上官蜜儿这样死命地叫嚷着吆喝大家去镇政府示威，为老师要工资是假，给政府一个“现任校长无法掌控局势”的印象是真，这一招叫做“想要做官，先戳破天”。不过，众人对于这类跳梁的小动作——尤其对他这个人——向来都不大看好。再者说了，反正校长位子就只一个，当老师的，话说得难听一点儿，拜给哪个不是喊干老儿？而且，当个校长，就目前的体制，教育也没个独立性，更别说自主权什么的，整天在地方乡镇干部面前鳖孙儿似的点头哈腰不止，有个么子意思？
见一干老师对自己的“jī qíng演讲”毫无反应，这上官蜜儿竟突然独自在那儿大声感慨起来：“真个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呀！自己的权利都被践踏成这个样子了，还不反抗，麻木呀，可悲呀！”
老师们明白：他的这一句话要是从心底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的大多数老师，尤其是乡村教师在自身权利维护方面，神经确实基本都是麻木的。各位看官也不要为此而奇怪，从根本上说，这话还真不是什么言过其实的夸张之语，多少年来，我们很多老师即使自己的权利再怎么被践踏，也不会站起来表示出哪怕最为些微的公然反抗的。
“各位，要是我执掌这所学校，定然要政府领导按照政策，一分不少的兑现我们老师的工资。”上官蜜儿终于按捺不住，直接将自己潜在心底的动机冲口放出了。
按说，上官蜜儿除了自己的“**”露骨一点儿，其他的说的也没错：时下，这地方正值“普九工程”的攻坚阶段，而我们国家实行的又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大政策，对于教育经费，地方政府开年的时候明明承诺的是“四条腿儿走路”：一、财政出一点儿，二、百姓筹一点儿，三、社会捐一点儿，四、学生交一点儿。可是事到结局，该百姓筹的，你去问问老百姓，哪一户似乎都交了，随意走进任何一个村子，只要你稍微整理一下账目，都会发现那数额比预设的要多出好大一截子，可每每镇上开会要求交钱的时候，各驻村干部和村主职干部都是众口一词：“百姓思想冥顽不化、经济拮据不堪，收不起来。”社会捐赠自然全数压到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里面，一搞就连续几个月不发一分钱的工资，拖到年底，好不容易补下来的时候，稍一计算，就会发现早已少去一大截。至于学生交的那份，自然是要靠撞大运，你想想，前面乡镇干部像剐地皮似的来回剐上几次，就你那文弱的几位老师，还能再挤出几滴油水出来？对于最早承诺的“财政出一点儿”到事情结束的时候才发现，那基本都会变成是杳无音信的“无尾巴的鹰”。就良心来说，此刻的老师确实是到了“生死存亡之秋”了。严格地说，这种境况之下，闹上一闹，那本来可以说是未尝不可的事儿，但是，教师这队伍却甚是特别——一从本质上说，农村中小学教师也或者能够算得上知识分子吧，众所周知，知识分子都有他不可避免的软弱性，稍稍有点儿重压，立马扁了。不信你瞅瞅历代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硬着个脖子说一句话？就连大名鼎鼎到铁齿铜牙的纪晓岚在皇帝面前不也一句一个“奴才”的应着？而且你更别说这还是有人想从中“浑水摸鱼”的所谓维权！而且，他上官蜜儿也不是在这里和大家共事一两天，其个人品行哪个还能毫无洞悉？说不定，他真干起来，比现任校长还差出一大截也未可知——看看他那平日见了乡镇干部的奴才相老师们就恶心。这时大家见他越说越离谱，干脆一哄而散。而上官蜜儿经这一散，似乎就像当年李斯发现仓鼠与厕鼠的处世法则一样，立时眼中放出光来。
只见他急匆匆回到自己办公桌前，刷刷刷龙飞凤舞的几笔，不一会儿挥就一份cí zhí报告，蹬蹬蹬跑到乡镇教育组，将它恭恭敬敬地递给教育组会计——他自己个儿的老姑夫。然后，把家里的一应家当卖个精光，带上“经验丰富的老婆”，跑到县城一段好生紧张地忙活之后，高喊一声“孔雀东南飞”，便南下苏杭而去。其实，他自己心里明镜似的：苏杭还缺他这秃了毛的“孔雀”？不外乎是想走一遭待价而沽的终南捷径而已。
几个月以后，新学期开学，这上官蜜儿果然是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又一次杀回学校，不过这时陪伴他走进校门口的还有时任乡镇党委副书记的牛释怀和组织委员的高珂，最后，在这天的教师会上，随着组织委员高珂的一阵嘴皮翻动，上官蜜儿就成了这所学校的新一任“领导核心”了。
令在座老师所不明白的是，这个校长是依据什么组织原则产生出来的？不过，关于这事儿，大家自当早已习以为常，反正原来学校校长的名单揣在教育组长口袋儿里，现在换到镇政府某些领导的口袋儿里，完全正常，总而言之，自古以来也没有哪位普通老师的什么事儿，操心搞明白了又用何用？
再说，老师的疑问也不影响上官蜜儿的走马上任。更何况老师们对于某些基本常识还是明白的：大凡有那么一个位子，哪个凳子底下没点儿秘密？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