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鲁迅的时候,鲁迅正在病床上躺着。医生告诉我,鲁迅需要安心休息,不能再抚案疾书了。会见客人时,也不能长时间谈话,话多也伤身。为了尊重医嘱,也为了保证鲁迅的休息,我决定每次与鲁迅谈话不超过一个小时,争取在鲁迅养病期间,完成我与鲁迅的对话,以免打扰他的写作和日常生活。
第一次与鲁迅谈话,我问了他对中国小说的总体评价。鲁迅说:“中国小说有厚重的历史沉淀,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有鲜活的生活气息。但是,中国小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伴生品,虽有愤怒,但更多的是沾染,沾染了浓郁的封建文化习气,郁结了强权压制下的变了形的幻想和病态的适从心理。”鲁迅的这个评价,我是比较认同的。特别是他所说的变了形的幻想和病态的适从心理,我是比较理解的。
中国的小说,才子佳人故事很多,不是金榜提名,就是路遇明主。要不就是大侠相助,名师出高徒威震江湖。虽然也有悲情故事,但在故事中,一定还要有忠君报国,忍辱负重,侠义肝胆。其实,这些故事,只能是故事,现实生活中不能说根本没有,但绝对的还是幻想,是白日梦。用白日梦来安慰自己,这是中国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自我安慰的典型,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常用的精神胜利法。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变了形的幻想。
鲁迅所说的病态的适从心理,大概就是人们对旧时代的认同与适从,只不过,这种适从,怀有深深的恐惧,是对生杀予夺的恐惧,是对权力的恐惧。中国人不怕洋人,但中国人怕官。这是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所得出的结论。是的,很有一批中国人怕官,怕得要命。为什么?因为官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为了适从这样的权力,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逆来顺受,委屈求全,明哲保身,甘当奴才,甘当上等人的奴才,不让当还不行。在这些奴才人的心里,有一个奇妙的想法,当奴才光荣,有实惠。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病态的适从心理。
我对鲁迅说:“你的观点我认同。您弃医从文,就是要从精神层面,医治一个民族的病态创伤。我的这个观点,您认同吗?”鲁迅说:“是的,我弃医从文,就要从医治身体转变为医治心灵,从精神思想上清除我们民族的劣根性。《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药》等小说就是我开出的药方。”
对于鲁迅开出的这些药方,我们中国的读书人大多耳熟能详。我对鲁迅的这些小说,也都比较熟悉。特别是《阿q正传》,几乎家喻户晓。在我们中国人眼里,阿q就是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我对鲁迅说:“您开出的药方,精典实用效果好。中国人深受其益。”
我第二次与鲁迅谈话,重点谈了改造思想和灵魂的问题。鲁迅说:“我曾经是个极端的进化论者。但是,现实的生活告诉我,进化论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有些问题进化论是解决不了的。比如中国社会的封建式兴替轮回,进化的结果,就是大清王朝的更加封建。所以,我最后不再迷信进化论了。”我对鲁迅说:“进化论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那么您是否找到了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了?”鲁迅沉思了一会说:“到目前,我还不能说真正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我有了方向性地选择。”我问鲁迅说:“您要选择的方向是什么?”“大概是阶级,或者说是人民,或者说是民众,大概是这个方向,不真切,但有了认识。”听了鲁迅的话,我点了点头。我对他说:“是**说的人民群众吗?”鲁迅凝视前方,想了一会说道:“是的,是这个方向,是人民的这个方向。人民醒悟了,大家都是明白人,一齐向善向上努力,大家一起向着公平的方向努力,问题或许就解决了。”我对鲁迅说:“**称人民为上帝,你心中的上帝是谁呢?”鲁迅想了想说:“我心中的上帝,也许就是人民。但是,我看不真切,还在观察。”我对鲁迅说:“是的,我也在观察,我们一起来观察。或许,我们能在这样的观察中找到我们心中的上帝。”
我第三次与鲁迅谈话,重点谈了方法问题。我对鲁迅说:“解决问题要有方法,解决精神思想问题,也要有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更要有方法。您心中的方法是什么呢?”鲁迅说:“过去,受进化论的影响,我曾经寄托希望于青年。认为我们的青年人,一定会比我们更聪明,更有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更有办法解决中国人精神上的问题。但是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我从延安的身上,看到了方法,看到了砸碎旧世界的方法。但对于未来,我还不确定,我还在思考。”我对鲁迅说:“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中国方法,已经越来越清晰了。您对中国的现在,有信心吗?”鲁迅高兴地说:“信心吗,总是有的。但是,还要方法来保证。方法不对头,走了邪路,再大的信心也是过眼的浮云,风一吹就没了。”我说:“是的,信心再强大,走了邪路,也要归零,还得从头再来。”
与鲁迅谈话三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梦见过鲁迅。也许是鲁迅不想见我,也许是我要问的问题伤了鲁迅的心,鲁迅再故意回避我。总之,直到现在,我也没能在梦中见到鲁迅。其实,我要问鲁迅的问题并不复杂。我只是想问问鲁迅,见到自己的著作逐年从课本中减少,心里是怎么想的?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鲁迅是怎么想的。倒是我自己的心里,凭添了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