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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萍不免问他：“你是刚出国口来还是怎么著？知道得这么清楚！”来人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叹声气说：“我？哪就轮著我了呢？我还不是听说的，昨晚上我刚在他家喝了人头马柯涅克，那酒名气不小，其实不如峨塔自兰地！”韩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这时候抖落，他与其说是炫耀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交习俗，不如说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坛所达到的程度。他所说到的，是文坛上眼下极红的作家之一，刚从国外访问归来，韩一潭虽然早就跟认识那时候这位元来客还不知道跟哪儿窝著呢但始终没有达到与其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柯涅克”的地步。现在的文坛就是这样让你眼花缭乱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十七年都有成几何级数的增长。葛萍毕竟单纯一些，她坐到折叠椅上，面对著来客，同他对谈起来。来客既然提到，她便很自然地问及他对一篇新作的评价，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他呵呵地笑著说：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葛萍竟坐在那里，如聆佛音。
韩一潭皱著眉，只觉得耳膜刺痛，闷闷地抽烟。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点睛。算起来，韩一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他头一回来韩一潭家，是一九七五年年底，戴著个栽绒双耳帽，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部会，便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潭当时就看了他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捍卫革命样板戏”，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有jī qíng”，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潭看完，便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点，提出修改的建议……送走他后，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管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几次都未能发表出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潭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辅导，也总能琢成个砚台的哪怕是只配给小学生描红模用的砚台！”一九七七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潭力争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铅字，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他那灵感的闸门，在油墨的香味启动下猛地打开了，于是乎诗情如黄果树大瀑布般地奔泻不停，到一九七九年，他发表的短诗已达二十七首。进入一九八年后，他及时地意识到：凭著写诗闯入文坛远比凭著写闯入文坛费力而迟慢，于是他“试著写起来”，而在这一年里，他也就发表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他认识的编辑自然不止韩一潭一个了。
他出入于若干编辑部。他出席了某些方面的座谈会。因此他不那么经常去韩一潭家了。这也都不足为奇。但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一九八年深秋，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进楼的走廊头上遇上了他。龙点睛戴著个米huáng sè的鸭舌帽，穿著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尽管韩一潭颇有一段时间没见著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还是很高兴的。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时候跑来了？并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对韩一潭点了个头，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韩一潭一楞，但也本能地将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他便绕过韩一潭，径直地朝主编办公室走去了。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弄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办公室，韩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点睛同主编谈完，还是会到自己办公室来的，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
都红的血在往脸上涌。她说了一句什么，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说了一句什么，然而，话筒不在她的手上，说了也等于没说。小提琴的旋律已经被推到了**，戛然而止。在戛然而止的同时，女主持人的话刚好画上了句号。女主持人搂住了都红的肩膀，扶着她，试探性地往下走。都红一直不喜欢别人搀扶她。这是她内心极度的虚荣。她能走。即使她“什么都看不见”，她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回到后台去。“全社会”都看着她呢。都红想把女主持人的手推开，但是，爱的力量是决绝的，女主持人没有撒手。都红就这样被女主持人小心翼翼地搀下了舞台。她知道了，她来到这里和音乐无关，是为了烘托别人的爱，是为了还债。这笔债都红是还不尽的，小提琴动人的旋律就帮着她说情。人们会哭的，别人一哭她的债就抵消了行行好，你就可怜可怜我吧都红的手都颤抖了，女主持人让她恶心。音乐也让她恶心。都红仰起脸来，骄傲地伸出了她的下巴音乐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