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描绘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内，一次在长江上送客，听到一位来自长安的女伎演奏的琵琶，所勾引出的贬謫寂寥之情。(百度搜文學馆)琵琶行特别成功之处有两点：一是对比京城女伎与自身贬謫的双双痛苦经歷，而道出人人皆知、却未能言之的全诗主题：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其次是对琵琶声音的描写，藉由生动的形象比喻、以及环境的渲染、人物的感受等，使人有置身於音乐之中的感受。
歷来多认為《琵琶行》是与《长恨歌》相提并论的杰作，胡适甚至认為《琵琶行》的成就高於《长恨歌》。
杂律诗─
由元稹為白居易所编次的《白氏长庆集》的归类可知，杂律诗泛指未能归类為讽諭、閒适、感伤三类的诗歌。
这类诗歌常是因遇到某些时空情境、或事物，让作者发於一笑、一吟，因而随性地写出的诗歌，常用作与朋友们彼此舒怀的工具。
由於讽諭、閒适、感伤三类全属古体诗，白居易所作近体诗全数被归类為律诗。这些律诗可能可以进一步分类。以《江楼夕望招客》為例：
江楼夕望招客海天东望夕茫茫，山势川形阔复长。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楼消暑否，比君茅舍校清凉。
这首诗是白居易在杭州的夏天，欲邀友人至望海楼作客而写。一、二句写远望之景。三、四句写近望之景。五、六句採比喻的手法，用雨描写风声、用霜描写月色，借用雨霜的清凉意象，引出七、八句的消暑。作為邀请友人的理由。
苏軾对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一联相当讚赏，认為可以做白居易优秀作品的例证。
散文─
白居易与元稹的散文，在唐朝、五代曾享有盛名，当时文誉尚在韩愈之上。后来元、白的文名不显，有几个原因：一是因為北宋古文运动倡导推崇韩愈；其次则是元、白诗名太盛，而掩盖了其文誉。
白居易的《与微之书》、《与元九书》反映了元稹与白居易的交情。《与元九书》且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其文字流畅生动、情感真挚、说理逻辑性强，具有独特风格。
《游大林寺序》、《草堂记》、《冷泉亭记》等。清新雋永，对后来的小品文创作有重大的影响。
白居易曾任知制誥，他响应当时元稹对詔、誥等官方文体的改革，以古文书写，是古文运动的响应者。
其他如白居易為应科考而拟作的赋、《百道判》。曾是当时士子争相模拟的对象，他的《策林》也是為了应科考而作，金朝时徒单鎰翻译《策林》為女真文字，是最早译為女真文字的汉人典籍之一。
人物形象、人生哲学─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描述他的人生哲学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认為应当坚守自己的理想。以等待适当时机到来。
当时机来临时，就要努力实践自己的理想，反映在诗文上，就是讽諭诗的创作；时机没有来临。就好好修养自己，反映在诗文上，就是知足保和的閒适诗的创作。
白居易的个人修养，可用知足二字概括。陈寅恪认為白居易的知足思想。是源於老子知足不辱的想法。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也常表现在诗文之中，例如当他担任校书郎时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餘，其后官职调动而调整俸禄时，白居易也多有诗文记载，大多也都能反映其知足常乐之情，例如：任左拾遗月惭諫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任太子宾客分司俸钱**万，给受无虚月、任太子少傅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閒人，退休（致仕）后领取半俸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餘寿及七十五，俸佔五十千。
从最初的月俸一万六千钱，至最高的月俸十万钱，以及退休后的月俸五万钱，白居易大多都表现出知足的心态。即使是被贬謫至江州司马，处於极不得志的时期，他仍能说出今虽謫在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以此自我宽解。
交友─
白居易与元稹是好友，两人对於诗文的功能有相似的认识，故而成為新乐府运动的战友；同时两人作诗才能相匹敌，因而常以唱和為戏。白居易曾用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来形容两人的交情。白居易晚年常居洛阳，与刘禹锡时常唱和往来。
风流韵事─
唐时社会风气开放，官员宴饮之时以歌妓陪伴的风气兴盛，当时政令风气与后世大不相同。
白居易曾畜有多名歌妓，最出名的是樊素，见於《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本身对歌妓并不忌讳，关於歌妓的描述常见於他的诗歌之中，如《与元九书》、《对酒吟》、《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等。
白居易好友元稹、刘禹锡相互赠答诗文中，亦有关於歌妓的描绘：如元稹曾邀白居易的歌妓商玲瓏至越州，商玲瓏返回时，元稹并有诗赠白居易。
白居易杭州刺史卸任后，曾带杭州的歌妓回洛阳，这些歌妓后来返回杭州，刘禹锡曾有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点石榴裙的诗句描绘这些歌妓对白居易的思念。
白居易与歌妓的往来，也使他受到许多批评。宋朝的龚明之认為白居易与歌妓来往，代表他荒废政务。曾因胡风事件而广受争议的舒芜，指责白居易狎妓是不尊重女性，引起广泛讨论。
石继航认為这些对白居易的指责大有斗倒批臭之势，且舒芜引用时看错字，可能因此而造成解读上的误解。
石继航并且指出白居易与家妓樊素和小蛮感情良好，虽未知有否越轨事，然即使有，亦非狎玩，可说是两情相悦，故而白居易与妓之事，实非重要，且其时文人几乎皆有，不应独责白居易。
晚年白居易将所有的歌妓放还，作了许多回忆的诗文，对这些歌妓多充满了浓厚的念旧之情。苏軾晚年被贬謫时，曾经嘉许王朝云能不似杨枝别乐天，愿意随著自己前往岭南。由此亦可见至少在宋朝，大多文人不将养歌妓视為卑猥之事。
民间形象─
宋朝僧人惠洪在《冷斋夜话》记载：白居易每次写诗，都让一位老太太先读。老太太能读懂，则将诗收录下来；若不能读懂，则改写其文句。因此唐末的诗鄙俗而多俚语。
关於这一则记事，歷代不少人怀疑其真实性，例如《唐宋诗醇》、胡适、叶庆炳。然而胡适、叶庆炳亦引述这则记事，作為白居易有意以口语入诗的旁证。可能也是因為白居易诗歌具有浅显為大眾了解的特性，张為在《诗人主客图序》中称白居易是广大教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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