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闹天宫引起了观众的赞誉，报纸上也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认为电影忠实的还原了原著的故事情节，特别对于扮演孙悟空的演员郑发祥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觉得他演出了孙悟空的精髓。
以后说起孙悟空，恐怕就要提到郑发祥了。
更何况，郑发祥虽然是河南故城人，学的是河南梆子，但他的父亲郑常泰曾长期在上海演出过，算得上是海派京剧演员。
上海的报纸都把郑发祥当成是自己人，这位在汉口落魄的京剧武生就此名满天下。
最令人关注的还是电影中的逼真特效，在文明戏的舞台上也演出过神话剧，可和大闹天宫相比，就不值一提了。
上天入地，腾云驾雾，移山倒海，变化多端，神仙鬼怪，齐聚一堂。
让观众看的目瞪口呆，热血沸腾。
他们见证了孙悟空从一只懵懂无知的石猴转变成张狂肆意的绝世大妖王的过程。
它心中不曾畏惧，敢于把天捅上一个窟窿，最后，杀入天庭，大闹天宫。
如果没有结尾处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的情节，这就是一本彻头彻尾的爽文。
随着口碑的传播，越来越多的观众进入戏院。
林子轩也想趁机多赚些钱，所以制作了十盘电影拷贝，可供十几家戏院轮流放映，这些戏院都安装了有声电影的放映设备。
其他戏院想要放映大闹天宫，就要花钱改造戏院，否则只能看着别家戏院赚钱。
同一时间，张时川的太极宗师也在戏院放映了。
虽然得到了赞誉，认为这部功夫片制作精良，武打场面比津门大侠霍元甲更为真实，但和大闹天宫造成的轰动完全没法相比。
自从津门大侠霍元甲上映后，不少电影公司都推出了功夫片，导致观众审美疲劳，所以对太极宗师就提不起兴趣来。
而且，看惯了有声电影，养叼了胃口，再去看默片，有种隔膜的感觉。
只能说是生不逢时。
张时川望着放映大闹天宫的戏院门前热闹的场面，心中怅然。
难道我也拍摄一部由西游记改编的电影
他想了想，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其他电影公司恐怕也有类似的想法，西游记的篇幅很长，完全可以从其中抽出一段故事来**成篇。
他决定拍摄女儿国这个故事。
女星王汉论刚刚加入天一电影公司，可以扮演女儿国国主的角色，而且这个故事具有艳**彩，一定能吸引男人进入戏院。
其他电影公司各有打算，有的拍摄盘丝洞，讲述唐僧和美艳蜘蛛精的故事。
还有的拍摄唐僧和玉兔精的故事，甚至有电影公司准备拍摄猪八戒和嫦娥的故事。
总而言之，一批跟风的电影即将进入拍摄阶段。
林子轩准备趁着大闹天宫火爆的时候讨论一下孙悟空这个人物在新时代的意义。
孙悟空或许有着各种缺点，比如喜欢显摆，喜欢吃喝，喜欢肆意妄为。
可它那种无所畏惧，敢打敢拼的精神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精神需求。
中国经过封建社会之后，百姓做惯了顺民，骨子里的野性被消磨掉了，不知道反抗，受到外国列强和北洋政府的欺压而无动于衷。
这种麻木的神情就写在普通百姓的脸上，他们只希望能安稳的过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吃再多苦也愿意忍受。
即便是上海滩的富豪们同样如此。
他们在租界内过着富裕的生活，就此满足了，没想过能把外国人赶出去，甚至以和外国人拉上关系为荣。
这是一个米分饰太平的时代，清醒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都是浑浑噩噩。
林子轩并不以为自己振臂一呼，就能唤醒劳苦大众，他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想法，只是想借助大闹天宫这部电影说点什么。
或许有效果，或许没有效果，他就是想说出来而已。
不过要想引起社会的讨论一个巴掌拍不响，必须有人应和才行。
就像是说相声，有逗哏的演员，就要有捧哏的演员，两人配合，才算是一场演出。
林子轩要找一个和自己作对的人，自己提出观点，另一个人反驳，自己再反驳，如此论战就这样开始了。
于是，他找到了平禁亚。
平禁亚可是论战的一把好手，当初正是他第一个向着寻秦记发动的攻击。
平禁亚非常理解大老板的意思，这是文坛惯用的伎俩。
想要推荐一部作品，就要先引起争议，一个人说这部好看，另一个人说不好看，两个人吵来吵去，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就会买下来看看，就这么出名了。
在后世，这种方法叫做炒作。
林子轩用笔名发文，孙悟空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现在的国人就缺少这种精神。
平禁亚就说孙悟空不过是一只野性不改的猢狲，在文明社会里就是一个祸害，所以才被如来佛祖收服了。
林子轩便探讨“野性”的话题，认为国人就是失去了野性，才失去了民族的精神。
平禁亚则说这是歪曲原著，原著中孙悟空被收服之后去往西天取经，是一件大功德。
林子轩接着说，在中国传统中就没有反抗成功的英雄，无论是孙悟空，还是梁山好汉，一个被镇压，一个被招降，现在的社会我们需要一个反抗成功的英雄。
平禁亚反驳说文明社会，要采取和平的手段，不能任意妄为。
双方你来我往，在上海的各类报刊上，用各种不同的笔名展开论战，倒是造出了不小的声势，引得其他文人学者加入其中。
或支持，或反对，观点不一。
孙悟空是不是英雄孙悟空到底应不应该闹天宫中华民族需不需要野性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反抗暴政
这些都是报纸上议论的焦点。
林子轩还不知道，就在十几天后，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大罢工。
京汉铁路2万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千米的铁路顿时瘫痪。
1923年2月7日，直系军阀吴佩孚武力镇压罢工工人。
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翔谦及武汉工团联分会律师施阳英勇就义，被称为“二七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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