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外话：此文为今天书群里书友们讨论中总结而来的，书友风中之烛的解析精辟独到，所以乌梅特别请他写了篇短文与书友们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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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克上的战国里提“武家栋梁”是不是食古不化？
看书这么久，发现有不少兄弟对乌梅固执地坚持传统，强调家名、源流、血脉传承之类的东西很不理解。甚至认为在这样一个农民都能当上关白的“下克上”时代里着墨于这些内容而觉得不合时宜。兄弟手贱，自忖对乌梅的一些想法略有些了解，就说这么几句。
开宗明义，我认为乌梅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原因如下：
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它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必须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中古时代的日本是典型性的封建制国家，自镰仓时代确立的“武士分封制”，其实是一套将“奉公”义务和土地捆绑的大体系，既是经济制度，也是政治制度，更是社会组织形态。
我们所熟知的战国印象，其实是来自于信长彗星般的崛起和猴子由农民之子到天下人的飞跃，再加上“下克上”的频发，很有一些旧制度瓦解，新时代来临的活跃气势。
但是，这种印象未必是全面的。
因为信长和猴子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依靠的是“开国”、“贸易”带来的巨大财富，冲击了旧的封建耕战体系，以一种类似于中国的半集权流官制体制，建立了庞大的直领，压服其他封建领主。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当时日本经济处于特殊的时期离不开的。对于任何中古国家来说，农业经济能够承担的基层管理者的数目都是有一个阈值的，地侍分封的体系，在长达数百年的裂变中，已经将经济发达地区的“隙地”填补得差不多了（在中国春秋，就是“野”），甚至出现了大量溢出于原有体制的人员（这一问题，江户幕府前期也一直头疼）。
这种脱离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大量出现，刺激了社会和经济的“虚伪活力”，“兵农分离”、“奉行制”等等脱离旧体制的组织手段不断地在各个武家被发明出来，就是对这种“活力”主动把握的表现。
但是，日本的农业、农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变革，仍旧是类似于18、19世纪俄罗斯所流行的“村社制”，控制和生产组织，还是中古的乡村自治，不可能迸发出超越时代的经济活力和供养更多的脱产人口。
所以，信长和猴子终归只能是过渡性的角色，类似于陈胜、吴广为汉帝国“驱鱼”，因为他们走得太远，这有点类似于恩格斯说的，革命总会比实际需要走得远两步，然后再退回来一步（原话记不清了）……他们中枢的力量完全是在旧的传统规则之外随心所欲，而旧体制下的大名们，则需要不断应对他们无限权力的要求，而这种权力又严重缺乏合法性，完全是力量对比带来的镇压。那么，为了改变力量而产生的蠢蠢欲动也就毫不奇怪了。
制度这玩意儿，不是手里拿着棋子随便摆弄，法度，规矩，需要他的合法性基础，乌梅现在做的这些，就是在历史上、血缘上找到了合法性基础。试想，如果这个东西不重要，老乌龟又何必千方百计地寻求源氏的出身，打出源氏的白旗呢？
最后，我举个例子：战国时代，多少传统血统贵族被打落在地。但是，秦统一天下之后，分崩离析，为什么蹦出来的起义军，最后经过整合之后，大股的几乎全是六国后？
别忘了，秦始皇早已把六国王室都迁入了咸阳，留在关东，只能是旁支。就是这些货色，搞出来多少反秦的义军？这就是社会认同和基础。
本书时代的日本是一个长达千百年的贵族封建社会，这种社会心理影响，又会是大呢？还是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