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普胜这话虽然有些夸大，但是在场的巢湖水师将领都认为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蛮子海牙与康茂才的水师早就是他们的手下败将，这几个月巢湖水师虽然打得非常克制，但是已经摸清了元军水师的真正底细甚至早就准备好怎么突破元军的水上封锁线，只要不出什么重大意外，巢湖水师就能轻轻松松地把战线推进到集庆城下。
但现在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就是“重大意外”，李普胜第一时间就代表水师将领提出了最担心的问题：“现在最大的敌人不在集庆路，而是扬州的淮南行省，万一淮南行省率大军南下，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管扬州的淮南行省是攻击红巾军在江北控制的滁州、和州，还是渡江偷袭太平，哪怕是直接把一支大军运进集庆城，这都是巢湖水师无法接受的重大意外。
朱元璋之所以愿意把镇江府让出去，也是因为淮南行省的关系，但柳易现在却变得自信起来：“不用担心扬州，更不用担心太平，他虽然有一个蒙古名字，但终究只是汉人，他终究只是贺惟一，而不是太平。”
扬州。
贺惟一抵达扬州之后就一直住在大帐之中处理着一应军务，虽然很多行省官员都建议贺惟一住进行省公署，但贺惟一却明确拒绝了他们：“大元是马上得来的天下，今日太平奉命总淮南，怎敢安卧享受南国风华，还得从马上取回江淮！”
太平，这是一个标准的蒙古名字，虽然很多人敬称他为“贺太平”，但蒙元高层都很清楚，太平就是太平，贺惟一就是贺惟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份。
贺惟一出身于大名鼎鼎的京兆贺氏，蒙元征服华北时京兆贺氏率兵投附蒙古，但当时不过是典型的军功小贵族，连汉军千户都不是，算不上什么大根脚，跟资历最老的“汉地三万户”、“汉地七万户”自然无法相提并论。
但是京兆贺氏接下去的故事就近于传奇了，贺氏先祖盖房子的时候挖出了白金五千两并献给了当时刚刚封王的忽必烈，并顺便把自己的儿子贺仁杰推荐给忽必烈作为宿卫，贺仁杰成为忽必烈最最信任完全无法离开片刻的心腹宿卫，贺氏也成为大根脚中的大根脚。
这个故事有着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别人盖房子什么都没挖到，贺氏怎么能挖到五千两白金，但京兆贺氏自此成为大根脚中的大根脚，一出生就注定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上。
贺惟一也不例外，他之所以有“太平”这个蒙古名字，是因为按照蒙元惯例，“故事，台端非国姓不以授”，御史大夫只有蒙古人才有资格担任，所以至正皇帝特意赐了国姓与“太平”这个蒙古名给贺惟一。
贺惟一不但干过大都御史台的一把手，而且大元朝的重要职务他几乎都干过一轮，而且在蒙元贵族之中口碑绝佳，几位蒙古丞相上任时都提到“今备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与共事”，一定要同太平搭班子，自己干一把手右丞相的前提条件就是由太平必须担任左丞相这个二把人。
但是到了扬州之后，他不再是那位传说中的好好先生，而是一位标准的蒙古大根脚，处处都显露着一种霸道至极的草原作风，似乎随时可能把整个扬州城与淮南行省给掀翻了。
只是在淮南行省的文武官员眼中，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况，虽然贺惟一有着汉人血统，但是京兆贺氏既然是大根脚自然就早就蒙古化了。
忽必烈的那位心腹宿卫贺仁杰有个年轻的嫂子，“族党欲依国俗”，建议贺仁杰收了嫂子，虽然被贺仁杰拒绝，但说明元朝贺氏内部就有不少子弟接受蒙古的收继婚传统。
几代人下来，贺氏家族的蒙古化自然就更严重了，所以蒙古贵族才会把贺惟一当成自己人，而现在他到扬州出任淮南行省左丞相自然是为了力挽狂澜，不可能带着汉人习气搞迎送往来。
因此方方面面都对贺惟一寄以厚望，坐镇安庆路的淮西宣尉副使余阙专程派了信使过来请援：“丞相到了扬州，东南形势自然是全新气象，现在江浙行省虽然四面皆贼，但丞相既然是淮南行省左丞相，请务必多派兵马钱粮救援安庆！”
只可惜坐镇扬州的并不是那位大家都连声赞好的汉人贺惟一，而是蒙古左丞相太平：“我知道安庆路比集庆路、杭州路都要困难，但我既是左丞相也是行枢密院的知院，不仅仅仅是淮南行省左丞相！”
元廷派太平坐镇扬州，自然不仅仅是希望他收拾扬州附近的残局，而是希望他重建整个东南战局，所以太平除了淮南行省左丞相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职务，那就是扬州行枢密院的知院。
他现在是东南战场真正意义上的总兵官，不管是集庆路的江南行御史台还是杭州路的江浙行省都是他的下属，所以对于安庆路的请求他只能从全局来考虑。
集庆路的行御史台同样派来了使者：“现在滁州贼与高邮贼两路夹攻集庆，行台已经是危在旦夕，福寿相公请丞相早作决断，不然集庆易手，江浙全省都有失陷的可能！”
但是太平却是换了另一种说辞：“我虽然是扬州行枢密院的知院，但也是淮南行省左丞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