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不死》 第20章 钢笔的记忆
我的记忆虽然不连续，但百分之一百敢用人格担保，我从来没贩过毒。1839年虎门销烟时，我甚至还在林则徐手下禁过毒。
我走过去，慢慢捡起那几叠钞票塞到她手里，她想甩手却被我摁住。“这钱虽然不那么白，但绝对不是偷来抢来的，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原本就超出你的理解。”我耐心地说道，一边把那张身份证拿回来。
岳晓含不再挣扎，情绪稍稍稳定下来，看着我道：“真不是贩毒的钱？”
我点点头：“我跟毒品这两个字半毛钱关系没有。”
“那许子闻呢，你能保证他跟毒品也没关系？”
“这个许子闻并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池田慧子的话又回荡在我耳边，我没法保证，只能说：“我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跟在许子闻身边，但这些钱，没有一分是他的，你尽管拿去用，听我的，好么？”
我伸出食指和中指，并拢着撩起岳晓含的下巴，这个动作对女人很管用，她果然不哭了，把小岩放回到沙发上，抽着鼻子对我说道：“好，我再相信你一次，答应我，不许再骗我。”
我又点头：“我尽量，如果碰到实在不方便回答的，我顶多不说。”
岳晓含并没再逼什么，忽然用种天真的眼神看着我，问道：“你真的活了几百年，你真是不死哒？”
我不能撒谎，刚允诺过她，所以我说：“没错，我就是不死的。”
这话听起来当然还是在扯谎，她却好像不在乎，撅起了嘴说道：“那么你个老不死的，再陪我喝一杯，真的最后一杯。”
我没法反驳，自己可不就是个老不死的么？我也没法拒绝，所以又倒了两杯酒。
这个岳晓含果然自己也是个孩子，情绪变化就像六月里的天，就连早已不哭的小岩也呆呆地用两只小眼睛瞪着她，好像完全看不懂这个人。
一杯酒下肚，我看得出她真的不能再喝了，忙把酒杯扔在水池里，又拿了个厚塑料袋把两瓶剩酒放进去，对她说道：“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早点把钱都存银行里去。”
她起身拍了拍自己的衣服，问道：“喂，你提前给我钱是不是想暗示我以后别来烦你了？”
我还没回答，她已经笑着接下去说：“我开玩笑的，那我以后可不可以再来坐坐？”
这种自问自答的把戏我见得多了，却还是没法子拒绝，只好道：“哪天你碰巧又带小岩去看病，又碰巧路过这里，你当然可以再上来坐坐。”我故意顿了顿，又说道：“只不过我不能保证每次都有高档红酒招待你。”
她却露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没有红酒，黄酒也可以的，白酒我也能喝一点。我虽然讨厌毒品，却喜欢酒。”人一有醉意，脸皮总是变得很厚。
但我很理解她的心情，当一个女人孤零零地带小孩一起生活时，酒无疑是解忧的佳品。
我心里默默叹了口气，看着她抱起小岩，又抓住孩子的手向我挥舞：“回家喽，谢谢叔叔，跟叔叔说再见。”
“谢谢猪猪，猪猪再见。”这孩子肯定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又好气又好笑，帮她拎东西送他们到楼下。
“对了，手机号无论如何给我一个。”岳晓含回头一本正经地说。
我只好掏出兜里的诺基亚，翻呀找呀，总算找出本机号码给了她。
诺基亚铃声马上响起，她晃了晃自己的手机，“我的号码，再给你一次，双保险。”
我忽然有种被捆住的感觉，瞅着他们钻进出租车离去，拍了拍自己的额头，“我为什么不搬家呢”我对自己说。
可不知为什么，我好像越来越不觉得岳晓含讨厌了，至少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没有父母。
我上楼关上门，靠在门背上，“唐凯，王检，史有义…难怪许子闻弄不清我到底是谁。”我喃喃自语，事实上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究竟是谁，历史上可能用过无数个名字，至于我的本名是什么，天晓得。
“一个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池田慧子那句话又在我耳边响起，这个日本女人还在等我的回复。
我不仅对下许连村和黄泉山熟悉，我甚至还上过那座山，然而相关的记忆已经被死死地锁进了大脑最深处。
以我的性格，怎么也不可能心甘情愿给日本人带路的，事后还老老实实把那么重要的录影带交给他们，当时我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才那样做的？
我一边在水池里洗着碗碟，一边思索着这些问题。
虽然许子闻相信黄泉山上隐藏着村子里怪异死亡的秘密，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我死不掉也跟那座山有关。如果真是那样，即使我因为不明原因上过山，这些事其实跟我就完全没有关系，我完全可以抛开一切去另一个城市生活，让那些人永远也找不到我。
然而内心的直觉告诉我，不能走，必须留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做。
现在只有两点，我失去了和许子闻交往的记忆，他和杨平知道但不愿意提及；我同样没有文革时和池田家族发生瓜葛的记忆，而池田慧子虽然可能知道但一样刻意回避，同时却又迫切想获得我和许子闻交往的信息，这两者间是独立存在的还是有什么关联？
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我作出了一个决定，不能指望池田慧子告诉我六九年发生的事，我必须自己去查。
我拿出那半本红宝书，小心翼翼一页一页反复地查看，半黄半黑的纸张上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记号，也没有署名，否则池田慧子不会把它还给我。她给我过去的东西，显然算作是一份见面礼，如果我不给任何回馈，那么道义上就没有了制高点
我又把那支已经被火熏得乌黑的英雄牌钢笔摆在手里琢磨，这笔也出现在我和池田正里的合照里，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是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会在上衣口袋里插支笔，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身份应该不是工人农民，也不是军人，而很可能是个文化人。
这时我脑子里一道光闪过，我当时好像是一位历史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