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激荡年代》 第416章 话语权
傅松斟酌道：“那我就简单说说县级职能机构的运作方式。在中国，县级政府机构基本上实行的是三级直线制。也就是单位主要负责人对全盘工作一把抓，分管领导按分管职责对分管部门实施计划、指挥、监督、协调，具体部门在总的目标任务下，在分管领导具体指挥下实施工作方案……。”
卡曼道：“这种政府组织架构，使得权力过于集中，如果机构的领导者是个平庸之辈，很容易造成整个机构运行效率低下，而且三级直线管理模式增加了管理层级，增大了信息传递失真度，降低了反应速度。”
哈维反驳道：“不不，这种管理模式虽然增加了管理层级，却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管理幅度，使一、二级管理者分工明确，能充分有效地行使职责。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专业化，未来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必将更注重其专业化、专职化。”
卡曼苦笑着耸耸肩，道：“瞧，我们本来是吃饭的，现在又辩论起来了。”
哈维道：“辩论使人清醒，使人进步，更是生活的调味剂。如果没有了辩论，人就沉沦在自我之中。”
傅松怕两位教授真的来一场晚餐辩论会，连忙岔开话题，用一种请教的语气问道：“哈维教授，您作为地理学家，为什么会从地理学切入马克思主义研究？”
哈维放下刀叉，用餐巾擦擦嘴，道：“我个人从未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学科，我只是喜欢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有趣问题。作为一个地理学家，我比较关注空间、地理、地区环境的演变过程，这些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部分。后来我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植入地理学学科，因为如果我们不去看待社会上的地理位置、空间、环境的演变，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社会的发展过程。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内在具有地理方面，如果将地理因素剥离掉，单纯的研究马克思主义，那将是片面的，是不完整的。”
傅松听得很认真，一边听一边思索，道：“您说得对，原生的马克思主义忽略了空间问题，这或许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毕竟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还没有开启全球化的征程。但全球化思想其实早已根植于马克思思想中，比如他对社会分工的论述，机器大生产、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
“globalization？”哈维眼睛一亮，道：“我喜欢这个词，很形象。全球化，尤其是经济上的全球化，给予了资本主义国家‘空间修整’的机会，将自身积累的危机与阶级矛盾转嫁到国外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涉及全球的地理问题，在过去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和殖民，明目张胆在全世界范围内抢掠，现在它使用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比如跨国投资、财富转移等手段，悄无声息地继续掠夺。”
卡曼听哈维又开始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无奈道：“哈维，还记得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我们为了什么争论起来的？”
哈维笑道：“好吧好吧，今天应该聊点愉快的话题。你最近还在搞行为主义的研究？”
卡曼点点头道：“有一个福特基金会的项目，我是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
哈维吹了声口哨，对傅松道：“听听，福特基金会的项目。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是一只孤独的笨鸟，不像他，吹声口哨就会有人主动送来大笔研究经费。”
福特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主要资助四个领域：司法体系改革、生殖健康、环境和发展、公共政策研究。
这种私人基金会，表面上主要资助自然科学、社科类的研究项目，但实际上每一个研究项目都带着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
卡曼笑道：“你太固执了，还是那么坚持己见。”
哈维耸耸肩道：“思想本就不应该被金钱所左右。”
两人很快转移了话题，不过傅松却把这事儿记住了，福特能搞基金会进行意识形态斗争，老子为什么不能？
哼，回去后老子也搞一个私人基金会，第一个资助的对象就是大卫·哈维，卡曼不是在搞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项目吗？老子也搞，对，先把气候变暖和碳排放的话题炒作起来，将屎盆子往西方发达国家头上扣……。
“格伦，你跟哈维教授介绍一下你现在研究课题，请他给你出出主意。”
哈维好奇道：“来纽约之前我跟卡曼通过电话，了解一些你的研究领域，社会资本理论，不得不说，这是个很新颖，很有趣的东西。”
看到卡曼给了自己一个鼓励的眼神，傅松连忙放下刀叉，从包里掏出一叠稿子，道：“哈维教授，这是我来美国后写的一些东西，我知道这样做很冒昧，但我还是鼓足勇气，想请你斧正。”
哈维接过稿子捏了捏，惊讶道：“这么多？我明天下午回巴尔的摩的飞机，毕竟马上要过圣诞节了，这些稿子我得拿回去慢慢看了。”
傅松见他收下了稿子，高兴道：“谢谢哈维教授，给您添麻烦了。”
哈维摆摆手道：“你来自中国，其实我对中国的一切都很感兴趣，所以也想从你的论文中，了解一些中国学者的思维。对了，你认识侯仁之教授吗？”
傅松道：“听说过，侯仁之教授是北大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在中国学人文地理的人，几乎都读过他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当然，您的《地理学的解释》《社会公正与城市》，同样是绕不开的两本著作。而且在我担任大学老师的时候，向学生们推荐了您82年出版的《资本的限度》作为参考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