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提运河还好，这一提运河，可是提醒了朱由校这漕运的重要性。
北方几省连年灾祸，辽东也在实施物资经济封锁的战略，如果一旦失去后勤保障，那一年的辛苦努力就全白费了啊。
因此这漕运总督的人选，尤为的重要，可以说是双方明争暗斗的关键胜败所在。
漕运总督可是一个肥差啊，户部尚书都或许不及他，这个官职所掌握的权力，也已经不能用大来形容了。
万历年间就有一个叫李三才的人，任职了十二年之久，是时间最长的官员。
在他任职期间，可以说是文官们的精神领袖，对抗皇权的领头羊，东林党当之无愧的魁首。
万历皇帝派去的那些矿监税使，都是被他斗的个灰头土脸，颜面尽失。
而他也是借着这一个肥差，完完全全的发家致富了，并在官场和士林当中，声望达到了顶点。
当时的他，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
仕途官职也是一路飙升，一直升到了户部尚书之职，虽然是兼领的，但也是不容小觑。
一时之间，整个朝野上下，所有的人都在呼吁请愿李三才入阁辅政。
可当时的万历皇帝，虽然懦弱，但也还是有底线的。
李三才将他信重的矿税太监陈增给活活逼死，本就看他不顺眼，怎么可能会让他入阁。
见入阁无望，李三才也不追求能够再进一步，于是全身心的将精力放在巩固东林党的政治地位上。
并且竭尽全力的去为江南的豪绅大族们，争取更多更大的特权。
万历三十年时，他就请旨皇帝罢免矿税这一项与民争利的政策，还说什么不罢免就辞官的话来威胁皇帝。
万历好歹也是个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可能一点血性都没有，当即就准了，将他所有官职罢免，赶回了老家。
而他之所以敢这么大胆，明目张胆的反对皇帝的政策和行动，甚至要去左右皇帝的想法。
归根结底还是他的实力太过强大了，已经强大到皇帝都畏手畏脚的地步。
除了背后的江南大族和士林文人在坚定的支持，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的权力实在大的可怕。
漕运总督可不仅仅是管着一条三千多里的运河，还管理着凤阳府、扬州府、淮安府、庐州府，徐州、和州、滁州四府三州的地方行政大权。
权力横跨南北数省，整个运河所经过的地区，全部都是由漕运总督说了算。
最为离谱和关键的是，漕运总督手上是握有兵权的，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倚仗和皇帝所顾忌的。
在景泰二年之前，大明朝是没有漕运总督一职的，因为在景泰年之前，漕运对于大明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只有漕运总兵官和漕运参将，是朱棣在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后设置的。
总兵官和参将的府衙大本营就在淮安这座关键城池当中，统筹全局。
总兵官跟参将这两个职位的人选，也和南京守备是一样的，只能由勋贵来担任，就连武将都不行。
目的就是要将漕运紧紧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事实证明，朱棣的预料是完全正确的。
一直到景泰年之前，运河一直都是畅通无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现在的情况，动不动就是哪里堵了，哪里需要疏通维修，向朝廷伸手要钱。
可自从土木堡大败之后，一切都开始改变了，蒙古骑兵时隔八十余年再次跨过长城，入侵汉地。
这些强盗马匪的肆意抢掠和破坏，完全摧毁了北方几省的农业基础，百姓因为战乱而民不聊生。
而当时的国都京师，也刚刚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保卫战，各地的调派而来的守军，以及流窜逃亡的百姓都是要粮食吃的啊。
当时的京师乃至整个北方，各个地区互不相通，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粮草来维持保卫战所急需的粮食。
因此一直都存在感不强的漕运，一瞬间就变成了救命稻草，当时的北方，就和现在一样，所有的物资粮食全靠南方供应。
勋贵们循规蹈矩的执行着正常任务是完全没问题的，可是到了这种战争紧急状况时，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弊端就显现了出来。
在北京保卫战的前后时期，因为要大批量的运粮、运兵、运物资，运河上的船只何止多了十倍，完全超出了承受范围。
漕运事务的突然繁忙，让勋贵武臣们措手不及，因为当时涉及到许多省府地区的行政，又要进行各方的协调工作，武官们根本就应对不过来。
于是景泰皇帝朱祁钰，就派遣了大量的文臣，入总兵官和参将的府衙进行协助，其中不乏有侍郎和都御史之类的高官。
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头号功臣于谦的声望和权力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文臣们的顶峰。
于是这些早就不满屈尊于勋贵武臣之下的贪权之人，就开始抢夺起了武将的权力。
漕运总督之职，就是因此而增设的。
可当时虽然有了漕运总督之职，但权力还是比较平衡的，漕运总督还不能够一言而定。
文官们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所以也不急于一下子就拿到能够一手遮天的大权。
于是当时的漕运，就形成的文武双方并治同管的局面。
他们的分工是文臣负责与各省粮道，按规定将应征的漕粮征集起来。
等在淮安清点核对了以后，再由武臣负责押运进京，即所谓的“文督催，武督运”。
到了景泰八年，被囚禁了八年之久的正统皇帝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再次复位登基，改元天顺。
这时的朱祁镇，已经不再是那个心智不成熟，只顾贪玩的正统皇帝了，而是政治手段和心智都已合格的天顺皇帝。
他登基之后，对于文官的巨大权势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大权旁落，让他这个二次上位的皇帝有了强烈的危机感。
于是他在各种综合因素的指引下，非常果断的处死了当时的第一权臣于谦，这个导致文官崛起的“罪魁祸首”。（这里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说问题，不是黑于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