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代的中国来说，资本主义还算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东西。
和几百年后的中国人不同，明朝末年的中国人没见过，也没有机会见识，什么叫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和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人能看到。在17世纪，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封建制度。
在本时空里，近代文明的发源地，欧洲主要国家还在努力挣脱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
伦敦、巴黎、马德里等欧洲国家的“大城市”里的人，还因为没有完善的城市排污设施，每天和粪便垃圾生活在一起。西方世界的人民，在完全处于巫医状态下的“西医”帮助下，传染病肆意爆发，瘟疫横冲直撞。对于西方世界的人民来说，完全是一种常态。
后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西方世界的“明灯”，美利坚。现在还是欧洲各殖民国家的殖民地。
所以，作为一个先进政党的领导者，王书辉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什么叫资本主义，没办法告诉大家怎么避免资本主义的危害性的问题。因为他即使说了，复兴会的会员也理解不了。
王书辉深刻的知道，“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就必须要亲口尝一尝”的道理。所以，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为明末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成熟，提供一切必要和必须的条件。
这就是他为什么对枝江商盟那么迁就的原因。
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好，资本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多么可怕，王书辉需要一个反面教材来教育复兴会的会员们。
封建主义有多坏，封建制度有多腐朽多堕落。有现在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大明王朝当反面教材，有史书上大量的历史材料做例子。有现实的生活经历和经过了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复兴会的会员们，全都能够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但是，资产阶级有多坏，资本主义制度由多野蛮多残酷，别说这些泥腿子出身的明代草根们了，就王书辉这个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也没怎么全面深刻的见识过。
所以，树立起枝江商盟这个可以控制的靶子，就是王书辉这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进行的一场，标准的控制实验。他就是要催熟一个资本主义集团，来做一个复兴会会员的反面教材的。
王书辉肯定不会在这个时空的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都不说资本主义的邪恶性，也不提资产阶级的罪恶性问题。单纯的从民族感情出发，王书辉不想让中国人，像十九世纪的西方主要国家的人民一样，经受一遍资本主义初期原始积累阶段的血泪生活。
让中国人，像恩格斯说的那样，几代几代的人民，都被作为工业资本家的消耗性材料，没两三年就消耗死亡一批。王书辉可没有这样的铁石心肠。他承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手中。
王书辉认为，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就是21世纪中国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社会制度的好处是，国家的核心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组织模式，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作为一种活跃市场经济，刺激国有经济发展，警惕执政党和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的，补充性的、竞争性的，反面教材式的势力，存在于中国社会。
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只要在中国培养出一小批力量弱小的资本主义的势力。那么在明朝末年这个大环境中，建立一个类似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在理论的条件上就是成立的。
在历史上，中国人民不就是看清了封建主义（军阀和地主）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真面目之后，选择了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么。
王书辉相信一点。和建国前的中国一样，脱胎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明代资本主义势力，最后肯定会和建国前的资本主义势力一样，要不就变成带有浓厚封建味道的民族资产阶级（张骞等人），要不就会变成封建官僚和外国势力的帮凶，官僚资产阶级（解放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王书辉相信，在复兴会这个革命性的组织的帮助下，中国人民最终还是会做出历史的选择的。
王书辉现在要做的事情，就促进枝江商盟这个资本主义的组织，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他要带领着全体复兴会员，像实验人员观察小白鼠一样，全方位的监控和观察枝江商盟这个小白鼠的方方面面。
要不是有这样的原因，通商处怎么会轻易的就在情报处获得相关的情报呢。王书辉早就给情报处下了命令，让他们对枝江商盟进行了全面的渗透。甚至于，像李铭之家里，都有情报处的情报员潜伏观察着。
王书辉早就推测，枝江商盟要面临的是两个方面的困境。一个是枝江商盟内部的问题，一个是枝江商盟外部的问题。
枝江商盟的内部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些新兴的资本家，绝大部分，本身就脱胎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本人可能会因为建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逐渐的进化成为资产阶级。可是，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家族，他们的所有家人，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生活上，全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落后模样。
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冲突，首先会出现在他们的家庭内部，家族内部。
枝江商盟的外部问题，主要是这些新兴资本家和明末社会主流，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纯封建主义的势力，和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的带有着浓厚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在本质上仍旧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江南商团之间的矛盾。
在历史上，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势力，本身就是封建地主阶级。而且还是最为腐朽和堕落的，官僚地主阶级。历史上，虽然明末的商业空前繁荣，已经形成了晋商集团，扬州商团集团，江南商团集团和海上贸易商团集团。但是，明朝中央政府，却不能在空前繁荣的商业上获取任何的收益。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明政府的政权，在整体上已经被这些商团集团的代表全面的把持了。
出身于南方的官员，无论是浙党、楚党还是东林党，实际上都是南方商团集团的利益代表。而出身北方的官员，则绝大部分是晋商集团的利益代表。
事实上，只要详细的考察一下明朝末年把持着政府权力的官员们的出身，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官员要不本身就是这些商团势力的一份子，自己的家族和家庭也参与这些经济活动。要不就是从进入仕途开始，就受到这些商团势力的资助，最后走上高位的。
说起来，在明王朝的政治结构中，只有宦官势力，是完全忠于皇权力量的。就连锦衣卫这样，权力完全依附于皇权的特务机构，从万历年间开始，也变成了官僚集团和官僚集团背后的势力所掌控的政治工具了。
可以这样说，明朝末年掌握国家权力的文官集团，本身具有两种属性，它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占有了大量的土地，主要成分是封建主义的。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官僚的家族，也在不断的参与商业活动，建立了大量的工坊工厂，积极的参与海外贸易和国际贸易（晋商和关外野蛮人的商业活动、江南商人和海盗、海商、红毛人的商业活动）。所以，它本身有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枝江商盟的外部问题，就是和这样一个势力庞大的明末文官集团，这个彻彻底底的利益既得集团之间的矛盾。
不过，从目前来看，枝江商盟这个新兴资本家的组织，首先爆发的是它的内部问题。四家纺织企业管理层的大换血，就是枝江商盟出现内部问题的具体表现。
就在协成布庄和复兴会发生冲突后的第三天，王书辉刚刚开始向复兴会常委会布置相应的，详细观察枝江商盟，这个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过程的作业的时候。枝江商盟的会首司马峰，就递帖子，要求约见王书辉。
作为复兴会主要的人口供应者，司马峰和王书辉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一方面，是王书辉比较欣赏司马峰身上，很像现代社会创业者的那种气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司马峰对于王书辉相当的畏惧，和王书辉合作起来诚意十足的缘故。
司马峰在王书辉的办公室里一见到王书辉，照例要先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要向王书辉抱怨一通，人口买卖多么多么的不好做，各种刁难各种压力是多么多么的多。司马峰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向王书辉表功，希望王书辉能够记住他为复兴会做出的贡献。
第二件事情，是要向王书辉抱怨一下复兴会的金融政策。什么复兴银行太霸道，只能用土地和股份才能换到资金啊。什么复兴会的通商处太死板，只能用复兴银行发行的银元才能买到机械和相关的技术服务啊。什么复兴会的船厂太过分，木头做的船卖出了金子做的船的价格啊（江北船厂已经可以全面自产，小吨位的铁肋木壳，蒸汽和风帆混合动力明轮船）。
反正他表完了功，诉完了复兴会给他的各种委屈之后，才会说起正题来。
当然，王书辉对于司马峰的表功和诉苦，完全是不为所动的。
倒不是王书辉没良心，而是王书辉认为，给枝江商盟，无障碍的提供市场价格的蒸汽机械，就是复兴会在履行，“用人口换机械”的合作条件。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生产蒸汽机的组织，复兴会把蒸汽机械和相关的金融服务条件定的高些，也完全符合经济规律。
毕竟在现在乃至未来的上百年的时间里，只有复兴会具有批量化生产蒸汽机械的能力。在这上百年的时间里，掌握了时空门的王书辉，一直要面对的是一个供小于求的卖方市场。
复兴会的定价高，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经济手段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