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勇疑是从我这句平常的问话里听出了某种潜意,他僵硬的表情略略一松,直接向我坦言:“如果你们俩是认真的,那我想祝福你们俩。”
我不禁弯起嘴角,问他:“为什么?”
张立勇摇摇头,笑了一下,那笑容看上去颇有些苦涩意味;他也不答我话,径自转身走了。
我立在原地注视着他孤单的背影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残阳如血的余晖下。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想我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萧然死后,张立勇做了蒋子娇好几年的男朋友,可他却从未爱过蒋子娇,他唯一爱过的,始终只有萧然一个人。
那天我突然悲哀的又想到,在那些我不知道的角落里,估计还有许多人,直至现在都还活在麻木不仁中,就像张立勇一样。譬如,萧然的亲人。
阿k和l后来帮我查到了寄放萧然骨灰盒的地方,那是一座修建在县城偏郊的私人佛堂。我抽了个空,带着阿k和l去了一趟,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祭拜萧然。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会去那儿,包括已经跟随了我整整三年的我两个心腹兼保镖。
或许在他们俩的眼里,我这人做事向来出人意表,他们压根儿就不需要问个清楚明白;是故,那天我们从郊区回来,我又任性了一把——我在萧然家楼下站了整整一个晚上,站到泪流满面!
此后四年,我大部分的时候都呆在美国。头两年因为念书的关系,主要都呆在加利福利亚,后两年则是花天酒地的到处跑。刚开始的时候,berthan有意让我念mba,我没答应。我觉得吧,一来我本科在国内念的是环境工程,我挺喜欢这个专业的;二来我一点儿也不想在斯特恩家族内造成误会,我担心斯特恩家的那些洋鬼子们会怀疑我有插手管理他们家财团的野心。
berthan大概是猜到了我的想法,故而也没有强迫我去念工商管理,于是在stanforduniversity上学的那两年里,我也乐于做些跟环境建设相关的学术和研究;什么总统国务卿的,他们并不是我的偶像。
我在美国的那些同学上学时基本上都怀揣着创业成才的梦想,毕业后很多人都选择一头扎进硅谷,或创办公司,或投身知名企业;还有很多人去了大城市从事类似于证券投资这样薪水丰厚的工作;我本打算直接回国的,可是因为owen的关系,我又在美国呆了两年。
说起owen,现在忆起来,除了心里还有些戚戚然的酸楚,我甚至都已经记不清他长什么模样了;可是当年,在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我曾经冲动的在一场为庆祝我同父异母的弟弟leifstern二十二岁的生日派对上,扬言我这一生都要跟owen不离不弃,举案齐眉的。
我是同性恋,但是在我认识owen之前,我对自己这不正常的性取向并无所觉。同样的,在认识owen之前,我从来没有对任何的男人或女人有过脸红心热的感觉。
owen是我在斯坦福的同学,他年长我一岁,跟我一样来自国内,老家是湖北的;他个头小小,脾气很好,长得也不错,跟我在同一间公寓里住久了,不知怎么的,我们俩就产生了超乎友谊的感情,最终发展成了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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