驹龙老伴－－石玉真：
也许应该说还包括着泪水。承认这一点，并不是在不怀好意地贬低我们屯垦的功绩，恰恰是为了说明今天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这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认识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且对后辈人也能引以为戒！
不言而喻，我们在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上所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那个最神圣的目标－－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子孙后代的。更多的地方，你这次因为时间有限，也许来不及都去看看。不过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到五家渠去一次，那里离乌鲁木齐很近，上高速公路－－半个小时都用不上。你一到了那里就会知道，如今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多么惊人。
四十几年前，那里还是一片千古荒原，我们这些垦荒战士就是从那里夜晚住地窝子、白天治沙造田开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呢，你去看吧，一座座现代化高楼大厦，一条条林荫大道，一个个大型农、工、商联合企业，还有医院、学校和剧场，简直应有尽有！至于说现在它每年出产的粮食、棉花、瓜果、蔬菜、牛羊、奶制品和皮革等等工业品，那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哈哈，你别以为我这是在给你重复展览会的说明词儿。真的，虽然搞展览也是我们艺术馆的任务之一，但我在这里这到这些，却无非是想说明，尽管我们也曾历尽艰辛，但是总算苍天不负苦心人！当然，这一切的取得也并非一帆风顺，甚至由于一些偏见和误解，或者还有什么更加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也曾使我们造福的同时，又造成了多么令人痛心的悲剧；也曾使我们在付出汗水之余，又流了多少完全没有必要流的眼泪啊！
还是少发议论，举个例子吧。比如我们曾经修筑过的那个大水库，如今已经用它灌溉了多少土地，甚至把那一片沙海也早变成了千顷稻田，使多少外乡人都惊奇在这戈壁滩上怎么会看见江南风光！
可是当初，为了耕种淹没线以内的数百亩沙地，却与当地的回疆群众发生了严重的矛盾。特别是在大坝建成，而水还没有蓄满的那年春天，已经到“团场”担任了副团长的老董，要求我们分场一定要寸土必争，把水库上游那数百亩属于坝内库区的沙地也都统统种上。按理说，这种见缝插针的作法虽然可以多打点粮食，却又是很不科学的。因为那一带既然属于库区范围，夏天涨水时就会被淹没，有多少好庄稼也得白扔。更重要的是，把那些沙地犁起来，大水一到，又会把泥沙冲荡到库底，长此以往，也会使水库淤塞，甚至动摇大坝的基础。因此，作为分场的负责人，老时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无奈顶头上司老董一意孤行，并且把由于顾芳梅而引起的忌恨、怀疑和妒嫉等等，也都掺合到了正常的工作当中去，几次在全场电话会上点名批评时运福这是目无组织、反对领导，所以指令分场必须完成他下达的任务。
老时陷入了困惑和忧虑，但也只得服从命令，亲自带上两个连队，赶着骡马，拉着犁杖，到库区里那片沙地上一垄一垄地耕种起来，可是，尽管他对执行这项命令是迫不得已，也完全没有料到，一场由此而引起的祸事，却已来到眼前了！
灾难啊，也许并不都是人们的有意制造才会降临；然而有时虽属无心，却又不难发现它必不可免的种种根源！
－－原来，水库附近的那些被征用了土地的回疆社员，早就对我们的过火作法有些怨气了。这也难怪，虽然那只是一些产量很低的沙地，毕竟也是祖祖辈辈靠它活过来的，谁能没有感情？修起水库后，把那些地划进了淹没区，假如从此谁也不去动它，原来的主人们自然也不会看着眼红。可是如今猛丁看见我们又大张旗鼓地在过去是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播种，这怎么能不使有些人以为是受了欺侮？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回疆弟兄的民族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那些对于先辈被清朝统治者从陕西、青海、甘肃、宁夏驱赶到这天山南北的回疆弟兄们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有着更大的敏感。那时也正是这样，他们看到你不让人家种而自己倒来种那些地，便也一传十，十传百地扛着家什、带着种子纷纷赶来，于是你抢一块，我种一条，各不相让地混战起来。
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局面，老时一面派遣人回去用电话请示老董，一面向连队下令停止耕种，并且极力向那些前来争地抢种的回疆社员作着解释。可是，老董传回来的指示却是“架不能打，地不能扔”！这一下又把时运福置于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架，的确不能打。老时自从跟上了进疆的骡马大队，特别是后来又立功受奖并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成员，就牢牢记住了自己现在的身份已
同原先根本不同，因此不要说同老百姓动武，就是由于稍有不慎造成的团场的声誉受到影响也是自己所不能容许的。可是今天在这种复杂局面
下，只要你执行“地不能扔”的指示，实际上不就是非打不可吗？如果他此刻能跑到几十里外的团场面对面站在老董跟前，说不定也会甘愿冒
着种种压力而据理陈述的；可是不行，他没有时间，出没有机会，甚至也没藏个心眼设法离开现场。连队的垦荒战士们和怒不可遏的回疆社员
们相互对峙着，形势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可怕程度。时运福思索再三，也想不出万全之策。最后，也许是军人的天职，也许又加上他对回疆民
族群众中残存的狭隘意识的反感，终于使他作出了同样体现着民族性格的抉择，只见他把上衣的钮扣哗地一把扯开，一面指示连队“地在继续
种好，但是不能碰群众一指头”，一面转过身来对那些被激怒了的回疆群众大声喊道：“这库区里的沙地是被我们征用，也给了你们钱的！该
不该种它是我们团场内部的事情，你们能不能讲道理！我也是回疆的。。”
“你说什么？你也是回疆的？！”
“你算个什么？回疆人有不向着回疆说话的么？！”
“这地兴你们种就兴我们种。。”
于是，连队战士们与回疆社员们你争我夺地干了起来，犁铧碰着犁铧，砍土镘碰着砍土镘，刚刚犁起的垄台又被重新破成新垄，刚刚埋下的种子也被勾出来又重新撒下别的种子。老时喊破的嗓子也难以控制局面，混乱中又不知是谁先动了手，把雪亮的铁锨朝他拍来，他一个躲闪不及，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鲜血立时浸湿了身下那块沙地。连队的战士们看到此情此景再好无法忍耐，一声呼啸冲了上来，双方扭打成一团！那种劈劈砰砰、呼爹叫娘的惨状和令人痛心的情景，我不再细说你也可以想像得到。说不一定我前面这些已经尽力简化的叙述，也早都进入了你们文学的禁区，会被一些理论家们看成是对军民关系的歪曲。他们从来不肯去认真研究现实生活中到底有哪些东西是真正影响军民关系和有损民族团结的，在一篇篇大块文章中只知引经据典，发些千篇一律的泛泛空论，却对反映和分析这种社会现象的文艺作品横挑鼻子竖挑眼，好象谁一偶尔写到了这个东西就是意在重新挑起骚乱。
－－喔唷！我说走了嘴！还是拉回来吧：那场造成了一些人员伤残的严重祸事发生之后，当然不能不引起上级的极端重视。调查起因，董副团长的责任应该说是明显的。但是回去过头来说，他那个“架不能打，地不能扔”的指示却又既非完全出自他个人，又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是啊，我告诉你“架不能打”嘛，所以那直接的责任，自然就落在了时运福的头上！召开军民大会那天，气氛严肃而又令人沉痛，吴政委－－就是原先的那位吴副参谋长站在台上，没等开口，眼泪就刷刷流了下来。静立了好长时间，他才对那些心里同样又气又悔、又不托底的回疆社员们说：“乡亲们！我是来给各位陪罪的。。”
刚刚说了这一句话，就引得了场子上的人们发出了一片唏嘘啜泣之声。但更加令人心酸难忍的是，肩膀上带着伤口的时运福，主动承担了罪责，被当场宣判押进监狱！
顾芳梅哭得死去活来。她是党员，她知道这次事件给党造成的损失有多么的严重，因此明明有一肚子话要说也没法吐出一个字；她又是时运福贤惠的妻子，几年的共同生活，使她深知丈夫是个胸怀坦荡的硬汉子，因此即使满心委屈，也无法阻挡他把全部罪责集于一身！夫妻洒泪而别之际，老时嘱咐她说：
“闹出这么大的事，我就是陪上性命，也没法把罪赎回来。俺的罪是双份的，一对不起上级党，二对不起我们回疆的父老乡亲，枪毙了我也不为过！我走以后，你不能去找领导找麻烦，也不能去跟那些回疆社员闹对立。实在有难处，你－－就再另嫁个人吧。。”
临了，他捧起带镣铐的双手，轻轻给妻子擦擦眼窝里的泪水，然后竟用完全哑得没了声音的嗓子，悄悄给她念叨了一首“花儿”：
牡丹花叶儿一条筋，
枝枝叶叶一条根；
花儿连根一条藤，
咱们和党一条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