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青山的顺风顺水相比，莫志刚却是背运到了家了。他由于在上级部门组织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谈了自己对学习苏联的看法，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监督劳动改造”的右分子。他只是说学习苏联不要一切照搬，先进的，符合国情的要学，落后的，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不要学。当时举国上下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苏联，莫志刚这样的言论便被视同于和中央唱对台戏。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被严重扩大化了的，这使得一些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打击。
针对这些人的处理问题，当时中央制定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曾明确：“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措施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收容劳动教养是相对较重的处分。
具体是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处分决定。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反而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小右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
对莫志刚的处理是送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他被送到一个陌生的偏远的乡村。多重的打击，他的心已死，每天行尸走肉一般活着。仅仅是还活着而已。
和莫志刚一起接受劳动改造的还有一个地主分子，二个富农分子，他和他们同样被视作阶级敌人，他们的统称为：地、富、反、坏、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同样基本被剥夺公民权，接受人民监督改造。
具体对他们要建立外出请假、来客报告制度，一定时期内汇报思想、检查改造情况的制度。具体体现在无休止的批斗，定期接受训话，无偿承担义务工。他们日常生活是很艰辛的，子女也受到株连。
训话地点是在大队的办公室。他们四个“阶级敌人”低头站成一排，由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训话。大队支书铿锵有力的训话内容几乎没有变化过：
“你们是阶级敌人！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你们就像是冬天的大葱，叶枯根干心不死！你们时刻做着变天的美梦！我告诉你们，你们不会得逞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是牢固的！你们必许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才有可能获得从新做人的机会！”
每年的国庆节前，是他们最难过的季节，因为他们是阶级敌人，必需要在节前打击其“嚣张气焰”，一般批斗会是免不了的。这三人除莫志刚外，其他三人都是有家室有子女的，且都在本大队居住。
批斗会在小学校的操场举行，要求全大队的社员都到场，包括四类分子们的子女。他们几个阶级敌人每人胸前挂个大牌子，上写地主分子xxx、富农分子xxx、右分子xxx等等。
大会发言的人义愤填膺，几个阶级敌人低头认罪，口号声此起彼伏。每当这时，他们的子女都是恨不得有道沟壑躲起来，面红耳燥。他们深受其父辈的株连之苦，活得不比他们的父辈轻松多少。
刘桂芝是地主分子刘富贵的女儿，聪明伶俐手巧，长得也好。可是老大了也没有嫁出去，有谁敢娶地主分子的女儿啊？总算挨到批斗会结束了，刘桂芝快步飞跑回家中，扑倒在床上嚎啕大哭。她妈妈拿条毛巾躲到厨房里悄悄擦流泪，等这地主分子一回来，这娘俩都要没事似的消声，否则，这地主分子是活不下去的。家人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最后的救命稻草。
这时候叫莫志刚唯一感到欣慰一些的是：多亏张媛和女儿离开了自己，否则，做个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右分子的家属和子女，他们这辈子恐怕也翻不了身了！可在这之前，莫志刚还在怨恨张媛嫁给了不识字的矿工呢，怨恨张媛把女儿带到了那么个荒蛮的地方。
人们常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来比喻世事变化，盛衰无常。可这三年还不到，莫志刚就由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变成了阶级敌人，从繁华的省城来到了比张媛投奔的矿区还荒蛮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想到张媛改嫁，她和女儿有了栖身之地，又想到她嫁给的是个政治上靠得住的贫农老矿工，莫志刚将死的心就会复活，这也是他渡过漫长的“监督劳动改造”生涯的强心剂：反正自己已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只要他们娘俩好好的，比什么都强，我就是死了也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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