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明白安歌的难受，有点酸，有点疼，有点恨
身后有人拍我的背，原来是今天上午的那位热血少年。他的身后还站了一位中年男子，少年一脸明媚介绍说：
“这是我爸，他请了假和我一起去。陶叔这下没话说了，哈。”
于是，我稍稍点了下头算是打了招呼。方才回身的时候看到后面不少人都因为我站在这里堵住了去路，便急着朝里走，却在最后排看到了熟悉的脸孔。
哦，梁成。
显然梁成没有瞅见我，他的脸一直朝着窗外，右手肘搁在窗框上。带着帽子的梁成以这样一副忧伤的文艺青年的姿势成功地守住了他身旁的座位。我一掌拍过去，示意他把靠窗的位置换给我。虽然都意外在这辆去救灾的大巴上能遇上，但老友相见，连寒暄都不需要。
我从坐下开始，就一直哭一直哭，没有声响。梁成把帽子脱下来盖在我的脑袋上，从包里抽出纸巾一张一张地递过来，看着我哭。我把帽檐往下拉了拉，在眼泪里想象着留在我身后的安歌要怎么办。
对不起，现在的我还没有勇气同你一起面对这样一个因果。我忽然很庆幸自己还有这辆带我暂时离开的大巴。那么安歌呢？过去的二十年里，他是怎样努力着安抚一个无助的母亲，努力给她希望。而遇到我之后，他又是怎样在我的浅语与母亲的眼神里徘徊。
这场了断，我还做不做得到。
哭着哭着，眼泪也就没有了，鼻涕倒是塞了一大把。刚擤完一通，母亲的电话来了。待她劈头盖脸骂了一通，要我赶紧滚回来时，我说：
“来不及了，车子已经出发了。妈，你不要担心，我会好好地去好好地回的。”
“死丫头，你声音怎么了，哭啦。你怕你就不要去，再不行叫我跟你一起，有什么不可以，非要自己去受罪。”
“没有啊，你以前不老嫌弃我只会吃吃喝喝嘛，现在我去做件伟大的事，你以后可以跟你那帮妇联同志好好炫耀了哦。还有啊，不要打电话了，到时候会很忙而且通讯也会不好，我到了以后会尽量跟你联系。不要担心我，我已经长大了，妈。”
掐掉这通电话，梁成收回他的帽子，冷血道：
“长大了还哭鼻子。”
我没空踩他，能把母亲安抚回去已经用了我很多神思。不知不觉间，以同梁成相同的姿势凝望着窗外。在这条炙热而干燥的高速公路上，看到尽头圆圆的太阳被逐渐拉伸成一幅油墨画，而我的沉默让梁成终于开口：
“丫头，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从包里掏出一包薯片。这是我带的唯一的零嘴，本想留着在我最支撑不下去的时刻用来犒赏自己的，现在便宜梁成了。陶叔站在车厢前方做着嘱咐，发放用品。因为一直有人问话，有人说话，在路上的时间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熬。
在飞机快要降落之前，我问梁成：
“你怎么来了？”
“那你怎么来了？”
我瘪了下嘴巴，决定接受他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个忧郁男，其实骨子里还是那么油滑的事实。耳旁是他停不下来的絮叨：
“你记着，这些天你要一直跟着我，别自己瞎跑。我就奇了怪了，你这个大腿没有别人胳膊粗的小丫头，怎么有胆来救灾。也不知道陶叔怎么想，这身体素质是硬伤。你瞅瞅这批来的，有几个小姑娘。”
梁成还没碎叨完，工作人员提示要降落了。我攥着安全带，在轰鸣声里，用口型对他说：
“要你管。”
许多事也只有经历过才明白个中滋味。
本来被分在医护队，梁成是男孩子，一直在灾害现场同医护站之间来回奔波着。那时，第一次强烈的感觉生命的脆弱，就像清晨木棉花上的露水，最后，悄无声息地没入大地，都来不及让人感伤。
几天后，因为伤员大部分都转移，我这样的新手也渐渐上手，而对于还在地下残喘的生命而言，他们需要更多的人去发现和拯救。我便求了陶叔，让我跟着梁成加入现场救援小组。
虽然早早地被梁成教育会很辛苦，但只有体验之后才了解许多细节上的艰辛。这些，忍忍就过了。只是当生命就在眼前，但因为余震要被迫撤离，留着一个近在眼前的生命独自再次承受这场大地的撕裂，那个孩子才11岁啊，你能明白那种不甘与无奈吗？
11岁的我放着风筝嗑着瓜子唱着明天会更好，甚至11岁的安歌也能安稳地坐在教室里朗读着课文。
可这个孩子的生命要在11岁戛然而止，毫无余地。
寻求幸存的生命是件很盲目的事。当小队要离开的时候，我却恍若听到微弱的歌声。沉目听了许久，才依稀辨别出是一首童谣。
前几日在医护站，有小姑娘给我唱过。她的胳膊骨折了，小小的脑袋上得挂个白纱布吊着手臂上的石膏。在我心满意足给她打结的时候，她却皱着鼻子用一副诚恳的语气道：好丑哦。我尴尬地停下手，忽然了悟儿童医师真的不好当。忽然她裂开嘴笑，小米牙雪白雪白的，安慰我道：姐姐，我开玩笑的。
我佯装很伤心，她便唱了这首歌，说是学校才教的。是《童年》。
梁成回头来拉我，问怎么了。我看着他，一字一句：
“这里还有人，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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