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曹睿曾经咨询过孙资和司马懿等人，探讨了一下如何收拾蜀吴。司马懿认为应该先攻击吴国，孙资认为对抗蜀汉应该据险固守，于是曹睿都听从。
建兴六年（228）诸葛亮正式从汉中出兵，讨伐曹魏。
平定上庸之乱后，边郡新归附，多无户口姓名，魏朝廷准备加以核查落实。明帝于是召司马懿回朝于京师，以此事咨访于他，司马懿就回答说：“吴蜀以密网约束百姓，故百姓抛弃他们。我朝应只行施大政纲要，使之宽松，百姓自然就安乐了。”
天子又问吴蜀都应讨伐，先讨伐谁为宜？司马懿回答说：“吴以为中原人不习水战，所以敢散居东关。凡攻击敌人，必先扼住咽喉，捣其心窝。夏口、东关是贼之心喉。若率陆军向皖城，引诱孙权东下，再率水军向夏口，乘其空虚而攻击之，此举如神兵从天而降，必然会打破吴国。”这两条意见曹睿以为都是对的，就命司马懿屯兵于宛。
不过后来曹休被吴将周鲂所欺骗，在石亭被陆逊伏击，大败亏输，司马懿的计策没有得逞，出兵后被明帝所调回。
诸葛亮北上到汉中之后，魏国朝廷有议论，认为可以趁诸葛亮在汉中，一举出兵讨伐他们，曹睿亦有意，但孙资认为汉中、南郑等地险峻，大举兴兵必天下骚动，耗费巨大，还以曹操征张鲁攻占城池不久失守为教训，提出命大将分别据守险要之地，只待魏国国力强大，蜀、吴必定不战而降。
据《孙资别传》记载，诸葛亮出在南郑，时议者以为可因发大兵，就讨之，帝意亦然，以问资。资曰：“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於用兵，察蜀贼栖於山岩，视吴虏窜於江湖，皆桡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埸，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帝由是止。
司马懿、孙资等人都提议暂时不讨伐蜀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蜀汉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汉中易守难攻，蜀汉内部又趋于稳定，所以曹魏内部对于伐蜀把握不大，而吴国夏口等地位于江北，位置重要，水军劣势会降低，所以司马懿觉得对付吴国还是有希望的。
在当时虽然诸葛亮已经平定了南方的叛乱，国力也有所恢复，但和曹魏相比，蜀汉还是不能及的，然而诸葛亮却在此时决意北上，这不仅是为了刘备等人的夙愿，恢复汉室，也是他早在二十年就已经规划好的事情。
（1）从益州出兵北伐本身就是“隆中对”已经规划好的事情。早在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就已经提出占据荆州、益州后，有机遇就分别从两路出兵北上，虽然现在没有了荆州，但益州还在，所以诸葛亮决心取代刘备从益州一路攻取秦川。
（2）恢复汉室的必然选择。这很简单的，刘备、诸葛亮等人的目标是复兴汉室，想要复兴汉室必要要讨伐曹魏，毕竟汉朝的旧都长安、洛阳以及许昌等地都在曹魏的控制之下，而且还是曹丕篡位谋汉，所以必然要出兵讨伐的。
（3）看到了机会。诸葛亮选择这个时机北上，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当时曹魏幼主曹睿刚刚上台，曹睿仍然已经成年，但年龄也就二十出头，掌控力还不强，所以被孙权、诸葛亮等人认为是可乘之机，全部都出兵讨伐。
而诸葛亮先是到汉中前线一方面做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沟通孟达，而孟达被司马懿消灭后，诸葛亮也在汉中待了一年了，在待着也没有多大意义，于是正式出兵。
（4）转移矛盾。当时蜀汉内部可以分为三大块，一是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集团，二是李严勉强为代表的东州集团，三是以谯周、雍闿为首的益州本土集团。在刘璋时期，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矛盾激化，最终本土势力代表赵韪叛乱，结果被平定，东州集团就因此掌控了益州势力。
后来刘备夺取益州，和刘璋在益州北部大打出手，并且占据了益州北部诸郡，东州集团就此被压制，刘备死后，南中地区的以雍闿为首益州本土势力作乱，不久后为诸葛亮所平定。所以总体而言，蜀汉内部荆州集团一家独大，势力稳固，其余两家威胁并不强，所以转移内部矛盾并不是诸葛亮北伐的主要原因。
（5）固守不成。其实蜀汉北伐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一点，蜀汉相而言国力太弱，必须要进一步扩展势力，否则单单固守益州并不是长远之策。
在魏蜀吴三家之中，魏国势力最强，占据中国北方，吴国亦有扬州、荆州、交州三州，势力排在第二，只有蜀国单靠益州，势力最弱，虽然蜀汉有天险，易守难攻，不能在进一步的话也就是一个靶子的命运，早晚会被别人攻陷。
所以诸葛亮必须要打出去，而东方是孙权，南方是蛮夷，西方是高原，只能打北方了。实际上对于主动进攻而言，防守反击对于诸葛亮而言应该更有利，但在曹丕、曹睿时期，魏国对于讨伐蜀汉并不感兴趣，曹丕以及曹睿先期都将目光集中于江东，就算诸葛亮到了汉中也无人伐他，这固然使得蜀汉能安然休养生息，但也想要打出去，也只能主动出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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