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期后，东图亚这边。
每年的十一月，天气最糟糕，每天都少不了弥漫的大雾、刮过来的大风、劈头盖脑的冰雹以及没完没了的雨。上班的人们步履沉重，一步一步地在滑溜溜的人行道上向前挪动，他们的脸上也和天气一样，愁云满布。
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这种日子倒霉透顶，甚至连局长也不例外，尽管他从来不承认发生的事情与坏天气有任何关系。当他那辆轿车停在摄政公园门口时，冰雹正下得一阵紧似一阵。局长拉起衣领，把脖子全遮住，左躲右闪，快步绕到汽车另一侧，对司机说道：“我今天不需要用车了，雷多，你把车开回去吧。晚上我乘计程车回家。另外，警卫车也不必来了。”
“是，先生。”司机答应道。他看着局长转过身去，脚踏着泥泞的路面，头顶着冰雹稳步走向情报局大楼。雷多喜欢从背后观察别人走路的姿势。他像一个好奇的大孩子，兴趣盎然地一直注视着局长的背影消失在大楼里，才慢慢开车离去。
局长先生走楼梯上了八楼，然后穿过一道长长的走廊，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关上房门，把脱下来的大衣和帽子挂在衣架上，然后用一张蓝色的手绢仔细地抹了抹脸。从表面上看，他在专心致志地处理身上的清洁卫生，而实际上他正在思考着一项重要的事情。他缓缓踱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坐下，伸手打开对讲电话虫。
“是我，奈克小姐，请对一下暗号。好，听着，你放下手上的工作，立即与世界政府取得联络。他大概在教堂。你告诉他，我要在半小时内见到他们的人。顺便把李利的档案材料带来。”
扬声器里传来“是，先生”的回答，局长关上了开关。
局长坐在办公桌前，缓缓地往烟斗里填着烟丝。脸上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秘书把他要的档案材料送了进来，可他却一声不吭，甚至连看都没看她一眼。他一直凝视着窗外，烟斗在他手上倒来倒去。
桌上放着四部电话虫。这时，专用电话虫上的黄色灯亮了。局长拿起黑色电话虫的听筒，“是卡理吗？你来这儿五分钟，行吗？”
“六分钟也可以，”这位博学幽默的神经病学家在电话虫里答道，“你是不是又要邀请我并进午餐呀？”
“今天不行，”局长忙说.“我想和你谈谈我手下的那个人，就是你一直负责治疗的那个人。我听说昨天你已经允许他出院了。他已经康复了吗？我是说能执行任务了吗？”
电话虫里一阵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卡理的声音才传来，“是的，从生理上讲，他已经完全康复，腿上的伤口已愈合，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不过有一点，先生，他依然神经高度紧张。你自己也清楚，你给你的手下人加的负担有多重。你最好让他先完成一件轻松点的任务。你说过，这些年来他受的罪可不少啊。”
“这我清楚，不过他得到的补偿也不少。这么说，他已经完全康复了。”
“当然。不过你这次又准备派他去哪儿呢？”
“莫林，让他到那里休假一个星期。放心好了，我不会亏待他的。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局长说完，开心地笑了。
卡理深深吸了口气说；“如此说来，他又得把脑袋挂在腰带上了。”
有两样东西在局长面前放着，一个是那只一直没有点燃的烟斗，另外就是一本红色的机密档案，封皮上写着“东图亚情报站”，紧靠下面是两个人的名字；李利和波苏。他看着档案袋，表情庄重严肃。
专用电话虫的绿灯亮了，局长按下开关说，“请讲。”
“世界政府的人来了，局长。”
“让他送来。另外，叫卡理五分钟后来见我。”
局长说完，往椅子上一靠，终于点燃了烟斗。他深深地吸了一日，仰起头，让轻烟徐徐向上飘去，而眼睛却始终盯着房门。
门开了。袁世修走了进来。他先轻轻地关上门，然后一直朝局长的办公桌旁走来、不等主人吩咐，使自己坐下了。
“早上好，袁世修。”
“你好，先生。”
接下来彼此无话。局长不停地把烟斗在嘴上换来倒去，偶尔发出一点轻微的响声。袁世修则默默地注视着他的上司。
烟斗在局长的嘴角上又绕了一圈。他终于深深地吸了一日，然后徐徐地喷出去。他们两人之间立刻布上了一道白色的烟幕。烟雾渐渐散尽，袁世修发现自己正对着一双深沉的眼睛，目光犀利明亮，好象要洞穿人的肺腑。迎接这样的目光本身就是一种考验，胆量、勇气、智慧，成功或失败，都会淋漓尽致地显露在这道目光下。袁世修依然一动不动，脸上仍是开始的那副神态，但他心中明白，一定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局长把火柴放到红色的桌面上，向后仰起身子，两只手交叉起来放在脑后。
“近来感觉还好吗？想不想再回到我这儿来？”
“很好，先生，我很愿意回来。”
“上次那件事请你有何感想？也许你吃了点皮肉之苦。我已经派人对你进行了调查，这你大概也知道。参谋长那儿有你的档案材料，不过我还是想先听听你自己的想法。”
局长的语气冷淡，一副公事公办的派头。
袁世修对此不以为然，“不，我没什么可说的。那件事情对我来说，只不过像晚饭吃得倒胃口一样。都怪我自己不小心，让那该死的女人靠近了我，否则就不会有这档干事了。我只是感到遗憾。”
“的确如此，”局长向前撑起身子，从头上拿下双手，按在桌子上，看着袁世修，温和地说：“你太麻痹，以致！火烧身。要不是我早有准备，也许你连枪都弄丢了。你说，你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还有点后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