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兹在过得很愉快。艰苦的生活并未影响她的心情，反而给了她一种奉献的满足感。她住的那间小屋子照明不足、条件简陋，吃的也很差，据说好的食物都优先给了孩子们。他们吃饭的时候总在谈论政治问题。和她一起的是位太太，是个头发花白的小个子女人，本地地区支部的书记，她丈夫是郊区一个大理石采石场的场长。杨兹觉得这里的生活有点像是在修道院里，或是集体农场里。条件艰苦，但精神上很满足。开头几天，他们和她相处不是很自在，把她当成什么大人物，或是什么稀客。可到了第三天，孩子们就鼓起勇气，问她有没有从“那边”带巧克力过来。她没有想到要带巧克力，所以觉得很难为情。为此，孩子们也不再理睬她了。
晚上还有组治（织）的工作要做。要分发传单，找那些欠交组治费和开会迟到的人谈话，还要到区里参加支部书记会议，对“食物分配问题”之类的论题进行讨论。还去过郊区一家机械工具厂，出席了一次会议。
到了第四天，星期四，他们举行本支部组治成员会议。杨兹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感到非常高兴，希望有一天她的组治支部也能举行这样的大会。他们为这天晚上的讨论会起了一个很棒的名字：“内战后的和平共处”。他们预计参加人数会创出新纪录。他们把会议通知发遍了全区，同时确认了这天晚上没有别的会议，以免冲突。并且这天还不是商店开夜市的日子。
大会只来了七个人。
七个人加上杨兹、支部书记和区里来的一个人。杨兹虽然摆出一副勇敢面对的表情，心里却是非常的失望。会议开始时，她一直无法听进发言人的话。这和支部会议很相似，和教会的祈祷晚会也没有什么区别。她以前经常去教堂。——同样都是一小群困惑的人聚在一起，同样都是夸张的自我反省，同样都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感觉。她总是这么感觉，虽然这种感觉是可怕的，但她也没办法。可她真的希望最好一个人都没来，因为那样反倒干脆。当然，那样会使他们为难，仿佛受到了污辱，但是你可以采取某种措施。
但是，只来了七个人，比一个人都没有更糟糕。这是群众觉悟不高的体现。他们真让人痛心啊！
这里的会场比她支部租借的教室要好一些，可还是让人不舒服。在西图亚，需要动脑筋去找会场，至少那个过程还有点意思。他们开始找的时候，还假装不是开组治支部会，而是别的什么聚会。他们那时候在酒吧、咖啡馆，或轮流到组治员家里开会。后来一个中学老师加入了她的支部，他们就开始用他的教室当会场了。即使这样还是不安全，学校校长以为那位中学老师在办一个戏剧兴趣小组，以后还是有被禁止使用的可能。就算那样，也比这里的“和平会场”好。这里的会场用水泥预制板搭起，墙角多处开裂，当然也毫无例外地悬挂着领导人的画像。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要给领袖画像配上那么傻的镜框。会场角落里的管风琴上满是灰尘，弄得像是葬礼上的摆设。有时候她觉得张国涛说得没错：人们的信仰是出于需要，信仰什么倒并不重要。他的原话是：“一条狗哪里痒抓哪里，不同的狗发痒的地方不同。”不，不对，张国涛说得不对——那样说太难听了。和平、自由和平等都是现实问题，还有组治已经阐明的那些历史必然性。不，张国涛说得不对：真理并不被大部分人所掌握，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实，任何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不然就会被历史抛弃。组治是历史进程中的先锋，是保卫和平的尖兵……她满脑子都是那些吃不准的教条。回到现实，她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加这次会议。七个人实在是太少了，而且那些人看上去都是满脸饥色、闷闷不乐的样子。
会议结束后，杨兹等着那位太太拿走门边桌上那堆没有卖出去的宣传品。她在签到簿上签到后，穿上了外套，晚上外面很冷。作报告的人已经走了，没等到讨论结束就走了，让杨兹觉得不太礼貌。太太站在门口准备关灯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夜色中走到了门口。杨兹猛一看还以为是罗威来了，那人身材修长，个子很高，也穿着那种带皮纽扣的风衣。
“是杨兹同志吗？”那人问。
“你是？”
“我来找一位西图亚的同志，杨兹。她和你在一起吗？”
“我是杨兹。”杨兹插嘴说。那个男人走进会场，将门关上，这才看清他的容貌。
“我是区里来的，叫胡迪。”他给还站在门口的太太看了证明之类的东西。太太点点头后，有些担心地看着杨兹。
“我按中心的指示，传信给杨兹同志，”他说，“你在这里的交流计划有些变化，现需要你去参加一个特别会议。”
“哦。”杨兹傻傻地回答。连组治中心都知道她，真是太令人激动了。
“这是一种表示，”胡迪说，“一种友好的表示。”
“可是我——可是太太……”杨兹有些无助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同志一定能理解这一点。”
“当然理解。”太太立即回答说。
“那个会议在哪里举行？”
“需要你今天晚上就出发，”胡迪回答道，“我们要赶很长的路，要去伐次。”
“去伐次……那是哪里？”
“东部，”太太马上接口说，“靠近西图亚边境。”
“现在我们开车送你回住处，收拾好东西后我们立即出发。”
“今天晚上？现在？”
“是的。”胡迪似乎并不给杨兹选择的余地。
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在外面等着，前排坐着司机。车前部有插旗子的底座，看上去像一部军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