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和平。为实现这些目标,他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无疑,为了近距离研究权力和合法性的种种要素,而又不致受到任何要素的束缚,塔列朗曾竭力谋取官职。只有像他这样令人生畏的人,才有可能置身于众多纷乱的重大事件的中心。
塔列朗在维也纳会议上做出的贡献,是为法国争取到了保全其“昔日边界”的和平,即法国走上对外冒险之路前存在的边界。此后不到3年,1818年,塔列朗设法使法国加入了“四国同盟”。法国这个战败国摇身一变,成了维护欧洲秩序的一个盟友,加入当初为了遏制它而成立的同盟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大西洋公约”仿效这一先例,接纳了德国。24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秩序,是自从查理大帝的帝国覆亡后欧洲最接近实现天下一统的体系。会议达成了以下共识:现有体系内的和平演进强于其他选择;维护这一体系比该体系内可能产生的任何争端更重要;通过磋商而不是战争解决分歧。
这一愿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破灭。之后,维也纳会议建立的秩序成了人们热衷攻击的对象,抨击它过于依赖均势,而均势内固有的尔虞我诈把世界推入战争。英国代表团甚至请撰写过维也纳会议专著的著名历史学家ck韦伯斯特提交一篇论文,论述如何避免维也纳会议的失误。这一观点如果成立,也只适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从1815年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近代欧洲最祥和的一个时期。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绝妙的均势,是维也纳和会后几十年最典型的特征。
1814年齐聚维也纳的政治家的处境,与他们的前人起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的处境大相径庭。一个半世纪以前,为结束“三十年战争”期间的一连串战争,各方达成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同时还制定了指导一般外交政策行为的原则。由此产生的欧洲秩序把不再受宗教驱动的现存政治实体作为出发点。因而,人们期待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应用,能够建立一种避免冲突或至少减轻冲突后果的均势。此后的将近一个半世纪里,这一体系通过几乎是自发组成的相互制衡的同盟,把挑战者束缚在这一均势中。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谈判者面对的是这一秩序的废墟。均势未能挡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军事势头。拿破仑的革命热忱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压垮了旧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1806年拿破仑摧毁了残留的神圣罗马帝国,从而中断了长达上千年的连贯体制。这次维也纳会议的与会者必须在国家体系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新的均势,还要面对法军占领欧洲大部分国家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新潮流。尽管俄国的出现从东面对法国构成了威胁,但法国凭借扩张主义策略几乎称霸欧洲,因此,新的均势必须能够防止法国扩张主义的重演。
中欧的均势也需要重建。昔日哈布斯堡王朝称雄欧洲大陆,此时维也纳能够发号施令的疆域只限于祖先留下的领土。这片领土面积广袤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兰南部,居民操着不同的语言,能否保持政治上的统一成了未知数。18世纪,几个弱小的德意志邦国见风使舵的投机行为,曾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外交增添了一定的弹性,但都亡于拿破仑发动的对外战争。它们的领土重新划分时,必须符合新建立的均势。
维也纳会议上的折冲樽俎与21世纪的外交有着本质的区别。当代的外交官与本国首都保持实时联系,接收详尽的指示,甚至包括他们使用的发言稿。国内一般只是向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少会就涉及大战略的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而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各国外交官距离本国首都有几周的路程。维也纳发给柏林的函件需要走4天因此收到复函至少需要8天,发给巴黎的函件需要3个星期,发给伦敦的函件时间要更长。因此国内发出的指示必须笼统,充分考虑到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发给外交官的指令主要限于大政方针和长远利益。外交官在谈判期间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基本上由他们自己定。沙皇亚历山大距离本国首都有两个月的路程,但他不需要接收任何指示。他一时心血来潮产生的念头就是俄国的指令。亚历山大想象力丰富,足智多谋,让维也纳会议忙个不停。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也许是维也纳会议上最精明、经验最丰富的政治家。他称沙皇亚历山大“根本不足以成大事,虚荣心之强倒是无人可比”25。拿破仑对亚历山大的评价是,他能力过人,可无论做什么总是漏掉点儿“什么”。由于在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上事先无法预知亚历山大会漏掉什么,所以他完全不可预测。塔列朗更直截了当:“难怪他是疯子沙皇保罗之子。”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其他代表就国际秩序的一般原则,以及恢复某种形式的欧洲均势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但他们对这一协议的实际含义看法不一。他们的任务是在一定程度上调和在极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各种观点。
有英吉利海峡做屏障的英国没有外患之忧,因此它独特的国内机制基本上不受欧洲大陆局势的干扰。英国是从防止有人称霸欧洲大陆的角度诠释秩序。然而,欧洲大陆诸国的安全系数比英国低,无须有人称霸欧洲,哪怕发生领土变动,它们的安全可能就会受到威胁。尤其是这些国家和英国不同,邻国国内的变革让它们有一种不安全感。
维也纳会议就大体均势的定义很快达成了一致。1804年,战争尚在进行,当时的英国首相小皮特即提出了一份计划,旨在纠正他眼中的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为了提高法国的影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含的各项条约维持了中欧的分裂局面。小皮特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事先杜绝诱惑,必须合并中欧的一些小国,在中欧开辟出“几大块地方”,从而整合这一地区“整合”一词只具有相对意义,因为这一地区仍然有位于今天德国境内的37个邦国。显然,普鲁士适合吸纳这些被废邦国。当初它更想兼并比邻的萨克森,最终接受了奥地利和英国的规劝,改为兼并莱茵兰。扩张后的普鲁士作为一个大国直逼法国边界,从而造成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不曾有过的地缘政治现实。
余下的37个德意志邦国被合并为一个称为德意志邦联的实体,以解决欧洲始终面临的德意志问题:德意志虚弱时,往往招致外国基本上是法国干涉;德意志团结一致时,足以单枪匹马打败四周邻国,从而促使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应对德意志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就维持欧洲和平而言,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德意志不是太弱,就是太强。
德意志邦联过于分散,无力发动进攻,但又具有足够的凝聚力抵御外国入侵。这一现状为入侵中欧设置了一个障碍,同时又不对德意志侧翼的两个大国东边的俄国和西边的法国构成威胁。
为了维护新的领土总体解决方案,英、普、奥、俄结成了“四国同盟”。然而,领土担保建立“四国同盟”的目的对每一个签字国并非同等重要。四国对自己眼中的威胁怀有的紧迫感差异极大。拥有制海权的英国信心十足,对欧洲大陆上的不测风云不急于做任何具体承诺,而是静观某一重大威胁明朗之后再做打算。其他几个大陆国家因为安全系数低于英国,哪怕是英国不屑一顾的风吹草动,它们也会有大祸临头之感。
发生一场革命时,即面对的威胁涉及合法性时,尤其如此。保守的国家试图修建防御新一轮革命的堡垒,旨在把维护合法秩序的各种机制包括进来。他们所说的合法秩序指的是君主制。沙皇提议建立的“神圣同盟”,为保护欧洲各国国内的现状提供了一个机制。他的同盟伙伴意识到,如果对这一同盟巧妙地加以调整,可以借它来抑制俄国旺盛的精力。干预权受到了限制,因为正如最后条款规定的那样,这一权力只能集体行使。如此一来,奥地利和普鲁士对沙皇其他想入非非的念头拥有了否决权。
三套机制构成了维也纳体系的支柱:“四国同盟”剿灭任何对领土秩序提出挑战的国家;“神圣同盟”防范对一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大国一致”机制定期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参加的外交会议,制定共同目标,对付新出现的危机。“大国一致”的运作方式有点儿像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前身。它召集的会议先后对一系列危机采取了行动:1820年在那不勒斯、1820~1823年在西班牙爆发的革命先后遭到“神圣同盟”和法国的镇压以及1821~1832年的希腊革命和**战争最终得到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支持。“大国一致”虽然不能保证各方看法完全一致,但每一次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危机都在不引起大国战争的情况下被化解。
面对1830年比利时革命,“大国一致”做出的反应是证明维也纳体系行之有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革命旨在把今天的比利时从荷兰联合王国中分离出去。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时尚是荷兰一个省的这片土地饱受争夺欧洲霸权的各**队的践踏。英国把自己的全球战略建立在对海洋的控制之上,因此对英国来说,斯海尔德河河口必须掌握在一个友好国家之手,任何情况下不得被一个欧洲大国控制。与英国隔海峡相望的安特卫普港即位于扼斯海尔德河出口的要冲。为此欧洲诸大国在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做出了新的安排:承认比利时**,同时宣布这个新国家的“中立”地位。在此前的大国关系中,“中立”这个概念闻所未闻,只有过一国单方面宣布自己的中立意愿。新成立的比利时同意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也不允许外国在本国领土上驻扎军队。各大国又对比利时的保证做了担保,抵制任何侵犯比利时中立的行径。这种国际担保地位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当德军强行穿越比利时领土进攻法国时,国际担保成了把英国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别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无论合法性还是权力都不是为了阻止变革,两者相结合是为了确保以演变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各方**裸的意志较量实现变革。权力与合法性之间的平衡若处理得当,采取的行动会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炫耀权力基本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并退居次要地位,因为对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组合各方都心知肚明。没有哪一方会感到有必要全面动员本国的预备役。一旦这一均势被打破,种种束缚随之消失,各种贪得无厌的诉求和狂人就会纷纷出笼,继而天下大乱,直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体系。
均势是维也纳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四国同盟”遏制了对领土平衡提出的任何挑战。法国尚未从大革命中恢复元气,对拿破仑记忆犹新的法国因此安分守己。与此同时,法国对和平采取的明智态度,促使它很快重返当初为了挫败它的野心而确立的“大国一致”。按照均势原理本应成为竞争对手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其实都在推行同样的政策。奥地利和俄国因为担心本国局势不稳,实际上推迟了它们之间日益迫近的地缘政治冲突。直到1848年以失败告终的革命撼动了这一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后,均势才日益被看作为争夺霸主地位做准备的一项条件,而不是依赖各方共同做出调整的一种平衡。
随着重心开始向权力要素一侧倾斜,英国作为平衡者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英国平衡作用的特点是它进退自如,而且证明自己有采取行动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日后出任首相巴麦尊勋爵说过的一番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41年,他获知沙皇来函敦请英国做出明确的承诺,对“法国即将对欧洲自由发动的攻击”进行抵抗。对此,他答复说,英国把“一国吞并另一国领土的企图视作威胁”,因为“这种企图会打破现有的均势,改变各国的力量对比,从而可能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然而巴麦尊政府无法加入任何正式的反法同盟,因为“英国通常不介入尚未出现或短期内仍不明朗的局势”。26换言之,无论俄国还是法国,都不能指望英国肯定会站在自己一边对付另一方,也无法排除倘若它们走得太远,对欧洲大陆均势构成威胁时英国会否出兵。
国际秩序的前提
19世纪中叶,维也纳会议体系建立的微妙均势受三个事件的影响而开始动摇。这三个事件是:民族主义的崛起、1848年的革命浪潮、克里米亚战争。
受拿破仑征服战争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混杂相处的不同民族开始把自己的统治者看作“异族”。德国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成为这一趋势的倡导者。他提出,有自己的语言、祖国和民族文化的一国人民具有原始天赋,因此有权享有自治。27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
理论的基础是事实。拿破仑的革命大军改变了人们脑海里的欧洲版图。西方现在不再是18世纪时由不同王朝和高雅的上流阶层构成的平行世界,而是一个由不同统一体构成的立体彼此不完全隔绝但又情况各异的国家。28语言民族主义使传统的帝国,尤其是奥匈帝国,易受到国内的压力,也易招致认为自己与奥匈帝国子民同属一个民族的邻国的憎恶。29
维也纳会议制造了“大片地带”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还对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关系产生了微妙影响。当初保卫中欧的需要,遏制了地处中欧的这两个日耳曼大国为拉拢德意志邦联内的大约35个小国而展开的争夺。而且受传统的影响,人们对过去500年里其君主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一国仍心存敬意。德意志邦联大会出使邦联37个成员国的所有使节在位于法兰克福的奥地利使馆开会时,奥地利大使出任主席。
与此同时,普鲁士为跻身大国之列也在积聚力量。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普鲁士克服了人口稀少、边界漫长的固有障碍,崛起为一个新兴的欧洲大国。这要归功于它的领导人对本国实力的巧妙利用。用俾斯麦把这一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普鲁士领导人的话说,先后涌现出的几个“握有实权、多谋善断的摄政王,审慎地使用国家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并把这些资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一俟时机成熟,马上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果断投放到欧洲政治的天平上”30。
维也纳解决方案进一步强化了普鲁士原有的坚实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给它带来了地缘政治机会。历史上日耳曼人首次把实现自己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从维斯杜拉河一直延伸到莱茵河的普鲁士身上。又过了几十年后,普鲁士不再甘心对奥地利唯命是从,开始走上了一条更具对抗性的道路。
1848年,革命烈火燃遍整个欧洲大陆,波及了每一个大城市。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试图迫使冥顽不化的各国政府接受开明改革。旧的贵族秩序感受到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力量。最初,各地的起义势不可当,从东边的波兰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哥伦比亚和巴西这个帝国不久前刚挣脱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赢得**。拿破仑战争期间,它曾是葡萄牙流亡政府所在地。在法国,历史似乎再次重演。拿破仑的侄子作为拿破仑三世执掌了政权,先是通过公民投票当选为总统,之后又称帝。
当初建立“神圣同盟”,恰恰是为了应付这样的大动荡局势。由于柏林和维也纳统治者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大动荡波及的范围又太广,而且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两国无力联手干预。结果俄国独自出兵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保住了奥地利在当地的统治。其他地方的旧秩序勉强把革命压了下去,但再也没有了革命前的自信。
最后,保守国家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团结一致因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而破裂。三国的团结一致,始终是维也纳国际秩序的两大支柱之一。革命时期,这两大支柱曾捍卫了现存的体制,并孤立了此前破坏和平的法国。现在又一个拿破仑正在伺机扩张。从克里米亚战争中,拿破仑看到了结束自己孤立状态的机会,与英国结为同盟。当时英国正全力阻止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和通往地中海的入海口。英法联盟确实挡住了俄国进军的步伐,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外交关系日趋紧张。
冲突不是起于争夺克里米亚18世纪俄国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封臣手里夺取了克里米亚而是起于法国和俄国为了促进自己支持的耶路撒冷基督徒社团的权利,提出了相互冲突的要求。当时耶路撒冷还处于奥斯曼帝国管辖之下。在一场涉及哪一教派天主教还是东正教享有进入圣地的优先权的争执中,沙皇尼古拉一世要求承认他作为奥斯曼帝国所有东正教臣民的“保护人”采取行动的权力。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人数众多,遍及各战略要地。沙皇的要求无异于干涉他国事务的权力包裹在普世道德原则中,但直接威胁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遭到奥斯曼帝国拒绝后,俄国派军队进入巴尔干半岛,两国海军在黑海交战。6个月后,由于担心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均势会瓦解,英国和法国加入奥斯曼一方参战。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同盟体系于是被打破。之所以称为克里米亚战争,是因为一支法英联军在克里米亚登陆,攻占了俄国黑海舰队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市。31被围困的俄军坚守了11个月,然后凿沉了自己的军舰。普鲁士保持中立。奥地利愚蠢地决定利用俄国的孤立无援改善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动员了在当地的奥地利军队。收到俄国求援的请求后,奥地利不但没有向俄国伸出援手,而且还在外交上大力配合英法对俄战争,其做法近乎是给俄国下了最后通牒。奥地利的首相兼外交大臣施瓦岑贝格说:“我们的忘恩负义会震惊世界。”32
奥地利孤立俄国的举动最终孤立了自己。事隔不到两年,为了支持意大利的统一,拿破仑进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地盘。与此同时,俄国在一旁袖手旁观。在德国境内,普鲁士赢得了自由行动权。不到10年,俾斯麦把德意志带上了统一之路,并再一次在俄国默许下把历史上一直扮演日耳曼国家首领的奥地利排挤出局。待到奥地利悟出在国际事务上取信于人比战术上的长袖善舞更重要,为时已晚。
梅特涅与俾斯麦
在德国和欧洲的巨大变革中,两位政治家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