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
海防重镇。
它的存在，代表着中国对朝鲜、日本的控制力，对国家安全的屏障。它的存在，也几乎与倭寇始终联系在一起。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为防御倭寇的侵扰，中国就在此处设立卫所，所以称威海卫。
还有一位名将，戚继光以世袭担任了登州卫指挥使的两大副手之一，正四品的登州卫指挥佥事（正三品都指挥佥事、正四品卫指挥佥事，一般分掌训练、军纪）。十七岁，一下子就成了四品武官。戚继光的抗倭事业就是从这里起步，走向东南沿海。
谈起北洋旅顺、威海，也应谈到其实李鸿章曾实地考察的青岛胶州湾。其实这里控制黄渤海，地理位置、战略地位更为有利。“东省形势，以威海、胶州为要口，于海军屯泊尤宜。”[《清史稿》]不止一人上书建议修建青岛港。
由于财力问题，大清只能先建规模小得多的威海港。
实际上，就是建成青岛港，北洋也控制不过来。一句话：财力。
不仅是建海港的财力，还需要建舰队的财力。
世界上，凡是强国，没有一家是仅保有一支舰队的。包括日本，那都算不上强国。也鲜有靠一支舰队就能纵横四海，称霸一方的。
退而求其次，北洋建了旅顺、威海。
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抱渤海，守京师门户。“故创练海军，以威海、旅顺为根据地。欲守津、沽，先守威、旅。齐、鲁关山，遂与畿疆并重矣。”[《清史稿》]一头一个海港，构成了北洋的重要基地支撑。
但就是相距300公里的距离，大清手中难以控制。
话说还是那个意思——要是有两支北洋舰队，6艘铁甲舰，12艘巡洋舰就好了。
双手，合掌当胸，紧守门户；一掌当胸而立，一拳出手击人；或者双拳齐出，左右开弓，或合兵一处，直捣敌心脏……还是那句话，要是有这个规模，大清很可能根本不会到达这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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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北洋在威海的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对李鸿章来说，也可谓不遗余力。
“光绪七年，威海设鱼雷局、机器厂，并设屯煤所。
光绪十二年，李鸿章于威海卫南北岸筑砲台，布水雷。
光绪十七年，于威海黄泥岩增筑新式砲台，又于南岸龙庙嘴砲台外，增筑赵北口砲台。刘公岛新筑地阱砲台，设后膛巨砲于隧道。
其西之黄岛，水中之日岛，亦设砲台，与南岸相应。刘公岛又设大铁码头，为海军寄椗上煤之所，防务益周密。”[《清史稿》]
参与领导威海基地施工的官员有刘含芳、戴宗骞、龚照玙、张文宣等人。
1883年，李鸿章命候补道刘含芳主持，在威海金线顶建鱼雷库及学堂，并在刘公岛设水师机械厂、鱼雷营料库、雷厂等。1887年，威海的海防工程全面展开，李鸿章奏派绥、巩军驻威海，以道员戴宗骞为统领，参与炮台建设，开始在威海港湾南北两岸、刘公岛、日岛等处修筑新式海岸炮台，到1890年，威海共建成十三座海岸炮台。
威海建设起步较旅顺晚一些，但技术上却有后来居上之感。主持威海港建设的官员中，至少有三人曾有过建设旅顺港的经验。这些炮台全部为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大尉设计和指导修建，所用大炮全部购自国外。除刘公岛西北端的公所后(麻井子)炮台和威海南口的日岛炮台外，皆配备以德国克鲁伯厂制造的大炮。
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公所后炮台和日岛炮台，属于“暗台”，采用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制造的大炮，使用蒸汽动力升降式的炮台。按资料记载，此台“藏炮地中，俗名地阱炮。敌人无从窥，炮弹不能及。其炮以水机升降，见敌至则升炮击之，可以圆转自如，四面坏击，燃放之后炮身即借弹药坐力退压水汽，徐徐而降，复还阱中。其法先掘一阱，藏炮于中，上施钢盖，适与地平，所用炮手两人亦伏地中，以防敌弹飞堕。距阱稍远，多筑土堆，阱东土西，使敌疑惑。开炮之顷，烟焰迷天，不能辨炮在何所。又备小望台一座，略出台面，探视敌情，测量准的。”[《甲午战争史》]
就是说，大炮设于地下阱中，有敌情就升炮轰击，可以四面环击；发射后借弹药坐力退压水气，降回地阱，完成装填，再升起进行下一次射击。
不过这对日本人来说也不是什么秘密。宗泽亚所著《清日战争》一书，载有日军间谍在甲午前刺探到情报，绘制的日岛半隐藏式炮台内部机械构造的精确剖面图。观看可知，炮台上有球形顶盖，实际竟是整个炮塔加上一套简单而巧妙的结构，作跷跷板式的前后升降，来达到以上所记的效果。
相比旅顺，威海防御体系的设计布局也更具有近代化、大型化特点。
海湾北端通称北帮炮台，包括北山嘴、黄泥嘴（黄泥崖）海岸炮台。海湾南端的称为南帮炮台，包括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海岸炮台。
湾内的炮台有刘公岛、黄岛（与刘公岛相连）、日岛炮台，为威海卫核心炮台。
1891年后，威海南北两岸又建造陆路炮台两座，以护炮台后路。战争爆发后，更在威海南北两岸炮台后路增筑临时炮台多座。至是，威海共修筑了各类炮台二十五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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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战后证明，炮台布局的设计是有缺陷的。
这很可能是炮台不是一期建成，也不是一人设计、按一张图纸建成。而是根据需要，不断增建、扩充而成。
在初期，就有人发现威海卫防御存在炮台缺乏保障，容易被攻击等缺点。负责工程的汉纳根辩解说“惟炮台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惜有胶执成法者，妄谓但须于台后树立木栅，已保无虞……”。
后虽建成一圈陆上后路炮台，增强了岸防炮台的护卫。但这些炮台规模较小，依然存在着自身防护问题。以同样的思路，在解决问题中，就不可避免地又产生了同样的新问题。
我觉得以上还不是最大的隐患。战争结果证明，最致命的缺陷是：陆路炮台向外，岸防炮台向海，背对背形成防护。但相互之间却不能对射，就是说岸防炮台打不到陆路炮台！
我们建炮台又不是为了打自己，干嘛要相互对射？
是啊，这样考虑的前提是陆路炮台永远不能被攻破——事实上这点不应该被忽略。而可能就是这种思维上的缺陷，造成了敌人一旦攻入后路炮台，岸防炮台却不能对占领后路炮台的敌人有效反击。
就是说，后路炮台一旦失去，岸防炮台还是会一下失去后路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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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处在海湾中的北洋舰队，自身已到了一发千钧的关键时刻。
去，还是留？
来自陆路的危险越来越大，形势急转之下，似乎应重新考虑“战、守、走”这一问题。
事实上，李鸿章确实也对“固守”产生了疑问，开始改变主意。
他似乎开始倾向于令海军退至烟台。只是丁汝昌仍在以受敌威胁较大不接受。在日军登陆的当天，他在回复丁汝昌的电报中带有几分斥责地讲：“成山一带虽有日船，自威至烟何至一步不能行！”[《复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几天后，他又指示丁汝昌，明确要求突围：“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退至烟台。希与中外将弁相机酌办为要！”[《寄刘公岛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但是，当他与刘坤一会商，决定调兵增援威海后路，之后，他的想法又变回了坚守待援。他在致登莱青道刘含芳电中说：“只要威防水陆合力坚守，以待援师。”[《复烟台刘道》，《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此前李鸿章征求丁汝昌的意见，丁汝昌复电李鸿章，认为“万无退烟之理”，而出口决战则“陆军将土心寒，大局更难设想”，皆不可行。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前边所讲的，大清驳回了调京畿之师来援。
李鸿章唯一能办的，就是指望南方军队能迅速来援。还有就是将固守威海的意见电告李秉衡，“鸿（李鸿章）迭饬水陆将领力图保威，以待援应。”以争取东省的积极作为。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极为错误的。
回想这支舰队创建之时，大清海军的作战思想（见第八章第四节），再回想马汉的那句结论性话语，“一支被限制在港口周围的舰队不过是浅水困龙，不足以有效地行使海权”，真是如同灾难的预言。
现在不仅是行使海权的问题，而且是舰队存亡的问题！
丁汝昌所谓死守，海上自有把握，但要能成功，最终还看陆上。
随着战局的发展，陆上已连续失利，显出败迹，应该及时放弃“固守”一说，改变策略，至少要转为“突围”。
本来，“相机退往烟台”，已经给丁汝昌留下了一条后路，等敌人封住海口，撤退已是困难重重。
可相比来讲，留下，更是一个无望的选择。
种种因素，都指向一个悲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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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月25日，丁汝昌收到了劝降信。
登陆之前一天，日军煞费苦心弄出来的劝降书即由大山岩和伊东祐亨连署之后存档，以示共同负责。又另以伊东祐亨单独落款的形式，以伊东的名义致书丁汝昌。
其实日本人也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正巧英**舰塞文号等舰至成山头“观看”日军登陆，伊东即托英国人转致丁汝昌处。
丁汝昌接书后，不屑一顾，也未回信，并特意将日本劝降书转呈李鸿章，表明了自己的意志。
事后回想，这种“能奈我何”的不屑，确有几分取胜的信心，此外，便是与倭寇最后一战、决不苟活的决心。
有资料批露：丁汝昌早将家小送回老家，只留自己的长子。临行之时，丁汝昌叮嘱儿媳，要好好抚养自己的孙辈。
此语，如同最后一面的嘱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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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劝降虽无回音，但日军并未放弃“务不损我舰，不使敌舰沉没，待及弹竭粮尽，土气沮丧”的作战原则。
日军进攻威海卫的基本战术，采取了“利用第二军所略取诸堡垒，与舰队相策应，欲以击清国舰队。即以西部半岛诸炮垒(指北帮炮台)悉破坏，不复用之，独修理温泉汤诸堡垒(应指南帮炮台)，以攻刘公岛。诸队(指日舰本队及各游击队)即据阴山口(皂埠口)为根本，连朝出诸舰于港门(指威海卫南北两口)，更互监视清军举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后来，日军就是靠这种围困的办法达到了预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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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年法国舰队与福建水师在马尾军港相似的一幕，在旅顺港内外重新上演。
在登陆开始之际，伊东祐亨就派军舰严密监视大清海军的动静。
这既是对登陆行动掩护的一环，同时也等于封锁了威海港。
等着大清海军出战，实施“诱出并消灭之”的方案。
不，是防止海军全军出战，或者出逃。
一拨一拨出来是不怕的，正好能逐步消耗敌军。
可是港内毫无动静。北洋舰队，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就在这跟联合舰队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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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平静很快就会被打破。
同样为保卫舰队而困守陆路炮台的守军形势已经十分不妙，两路日军正向威海合拢而来。
前期战斗，日军左路第二师团前卫部队在桥头镇驱走孙万龄等部，一路向威海前进，主力随后跟进，于29日抵达虎山前沿前的温泉汤一线。
荣成威海北路上的右路日军第六师团虽行进艰难，却无阻兵，也于29日深夜到达南帮炮台前沿。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知是过分依仗北路道路难行，还是什么原因，反正相当不应该地，清军连警戒和哨探都没有向北路派出，所以，对北路日军的行动竟毫无觉察。
按照李鸿章的判断，日军也一定自威海南面进犯。
而对于威海防御战的整体思路，就只能采取将防御要点定在威海南帮以南，在通过荣成的道路上，依托山路左右有利地形，阻止日军前进。除此之外，也没有其它选择。
所以，早在1月21日，李鸿章就威海防守之策，电令北洋水师丁汝昌、陆军守将戴宗骞等人，要求加强威海南帮炮台防务。驻守北帮的绥军抽调数营赶往南帮，“扼要截击”，为南帮陆路炮台再添一道防线。北帮防务上留下的空缺，则由戴宗骞与山东巡抚李秉衡协商，由山东军帮助协守。北洋舰队舰船则分而在威海湾东西入口，随时准备抵御来自海上的攻击。[《甲午海战》引《寄威海卫丁提督戴道刘张各统领》，《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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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已逼近威海后路，戴宗骞仍怀信心，尽力布置战守。
根据现有的力量，他此前已派了绥军两哨至南路要隘虎山附近警戒。但因兵力单薄，又自桥头镇招回刘树德两营，并增拨一营共守虎山，充当南帮炮台前卫——这件事发生在力主前出击敌的戴宗骞身上，反映出了客观条件下形成的“两难选择”，他的矛盾心态和窘迫现状。又命令巩军统领总兵刘超佩从巩军中、前两营中挑选八百精兵，前往北虎口防守。
至28日，南帮炮台后路布防大体匆匆就绪。
但是，以两千五百人防守南帮炮台西南一路，本巳不敷分布。北帮炮台守军支援南帮炮台南路，北帮炮台势必成为“空城”。
东南方向无兵可派，门户洞开。
原计划的东南一路呢？戴宗骞只记得，应该还有山东军在哪里沿途阻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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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宗骞随即将兵力布置情况电告李秉衡：“今夜集合三军，若倭大举来攻，以刘树德为先头，派巩军八百人为应援。现巳派勇兵两哨，埋伏虎口山外，以挫敌之斥候骑兵。”戴宗骞还满怀希望，“孙(万龄)、李(楹)俱已到达，明日决前进三十里，依据险隘，坚持不退。望速补充粮食。”至于威海北帮炮台的空洞，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戴宗骞也协商由东省军队来填守，“敌若驻营与我相对，即拨嵩武(孙金彪部)、曹(正榜)军来会。援兵纵缓，亦必能支。”[《甲午中日战争纪要》]
但是，对此时威海守卫战斗来说，除绥、巩军自身兵力外，其他外援皆不可靠。
江南马步二十营及丁槐五营正在北上途中，什么时候到达，很难预期。
他可能不知道，孙、李两军早已一路退回了原驻地酒馆、上庄，远在威海以西几十里外，此时下令，也势难到达。
至于孙金彪、曹正榜的几营清军，但愿能及时移驻威海吧。
威海陆路战斗，终于落到了“以寡兵而御强敌”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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