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定约，最大的收获不是条约，而是，日本人找到了想要的答案。
“询以三事”，问过了，就算通知了。回答了，就是答应了。
这就是日本人的想法。
就象某部电影里讲的：记者采访，你不能开口，你只要开口说一句话，记者就能报道出一百句。
日本的外交水平，与当今小报记者采访报道并无二致。
对照两国“友好”的历史记载，就会发现常有出入，始终是分歧多，矛盾多。一个事，从日本人嘴里出来总是另一个味儿，别人溜光顺滑的话语，日本人都能找到“把儿”来。更何况在台湾居民的问题上，大清总署官员的回答本身就有点问题。日本人可不管是什么非正式的谈话，别说是个官员，估计随便个大清老百姓，日本都会指认他说话算数！
只要是日本需要的话。
你看：副岛种臣的报告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清朝大臣答称：“土蕃之地，为政教禁令所不及，为化外之民”，彼此再无异词，顺利结束。
这不是曲意删节的精简版，又是什么？
至于日本人扬言“惩治生番”的事，却不是说着玩的。
————————————————
日本人动手了
机会来了。
日本玩起了以后常用的“阴阳两手”——1874年（同治十三年三月），兵船至厦门（那里有日本的领事馆），做出不依不饶的样子，向大清有关部门催问对台湾人杀害琉球人事情的处理。
几乎同时，那边已经准备派兵登陆台湾了。
清政府十分诧异——日本人好像是要玩真的啊。
然后地方政府开始开始磨磨唧唧地上报，报告还在路上，台湾已经战火连天了。
日本人压根就没等要到什么答复，也没准备非要什么答复。外交行动，无非是为军事行动打掩护、立幌子。
而且，日本人也根本没有将什么中日首次订约——《大清国大日本修好条规》当作不可逾越的准则。
可惜了那些华丽煽情的空洞文字，象什么“此后大清国、大日本弥敦和谊，应与天壤共无穷”这样诗一般的山盟海誓，都堪比“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了，转眼就被抛开了；什么“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的信誓旦旦，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也没有给日本人带来任何的心理负担。
真是变脸比翻书还快，撕书比变脸还快。
时间往前回翻一下。
1874年4月，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大隈重信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长官”，李仙得为“台湾蕃地事务局二等出仕”，陆军少将谷干城和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台湾蕃地事务参军”。
还没上台湾岛呢，就当成自己家了，连都督、长官、参军都任命了，弄得此行好象是集体走马上任。
此外，还任命海军省聘用的美国海军少将日格塞尔和陆军省聘用的美国人华森、英国人布郎为随员。
一时间，政、军机关俱全，组织已经成立。加上“外援”，远征台湾的阵容相当齐整。
唯一差劲的就是海军家当不行。
为了运送军队，日本租借了英国轮船“约克夏”号和美国轮船“纽约”号。
因为租借轮船的事，走漏了消息。
日本人说的时候记得，干的时候忘了：不止一个国家觊觎台湾。
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也不止一个国家希望东北亚形势平稳，保持目前的格局，不要改变现状、打破平衡。
破坏了目前安定团结发大财的局面，就是给大家添麻烦，就是跟大家过不去。
英国公使威妥玛最早获得这个消息，迅速向李鸿章通报情况。
李鸿章先是接到英国公使的报告，跟着又听说日本兵舰到厦门施压，扬言进军台湾，仔细思量确认属实，立即致书总署，称：各国举兵，必先有文函知会，说明为什么起兵。台湾原住民一切事项，先前并未进行正式协商，岂能突然诉诸武力？（“各国兴兵，必先有文函知会，因何起衅。台湾生番一节，并未先行商办，岂得遽尔称兵？”）
李鸿章只所以诧异，还是把《万国公法》太当回事，以为大家都得照这个做（人家日本人却不见得当回事）。还在教导总理衙门，按照《万国公法》的规范，与日本进行严正交涉，并请英美各国出面调停，以期制止日本人的不法行为。
针对美国人参与领导日本陆军、海军，参与攻台，李鸿章再次致电总署，讲：如果这事属实的话，不光是日本人悖义失好，就是美国人帮助带兵，雇商船装载兵员装备，也属于违背《万国公法》。既然美国答应帮助我们调处，就先请美国公使按照公法，撤回李让礼等，严禁商船帮助日本运兵。
大清总理衙门依计向各国进行交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美国人答应严禁美籍军人参与，还真是说到做到，逮个机会扣押了李仙得。但对商船，美国人称因为法律原因，没有办法，不能完全禁止。
这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至少，大清有了一定时间的反应和准备。
————————————————
“西乡暴走”？
因行事不机密，走漏风声，惹来国际上的压力，使日本一时很被动，也犹豫了一下，内阁甚至都有了暂缓进军的考虑。
4月9日，西乡都督率军舰“日进”号和“孟春”号从东京品川湾出发，开赴长崎。在那儿准备停当，就等着开拔了。
政府（西乡认为是个别人）突然命令西乡：原地待命。
这个180度的弯子，西乡的大脑袋一时转不过来。
干粮都备好了，待啥命啊？停了，我这个官还当不当啊？
西乡“都督”无比威严地决定，不听他们的，先走再说！
5月2日，西乡令军舰“日进”号、“孟春”号和运输船“明光”号、“三邦”号共4艘船只。
日本共派遣士兵3658人。
这些不全是正规军队。内里包含着民间代表：西乡隆盛为弟弟募集了295人，称萨摩藩征集队，熊本也凑起了51人的义勇兵，加入了出征队伍。
征集队这帮人，基本上是因追随西乡隆盛鼓吹“征韩论”，被打击后又追随西乡辞职回家待着的警视厅官员和巡警，义勇兵则是旧武士出身的士族，素来以打仗为职业。一句话，全都是亡命徒充任急先锋。
这就是日本政府所称的，海军擅自决定，西乡也拒不受政府之命，带着这群暴徒，直奔台湾，来了个“西乡暴走”行动。
6月3日，在台湾西海岸登陆。时间上看，海上征途相当艰难。
窜上岸的倭寇立刻凶相毕露。
清史记载：日本人分两队，一支是兵舰，载兵近两千人，分三路窜犯。上岸就直接展开，烧杀抢掠。虽然牡丹、高士佛、加芝来、竹仔等各社原住民与日军英勇战斗，但伤亡严重，各社村寨全部被焚毁。等日军占据牡丹社之后，跟着第二批兵舰，除了带兵增援，还带了部分女人，带着吃饭的家伙事，还带着农具、种子，及各种花果草木，在龟潭、后湾那里盖起房子还种上地了。
不错，别看一字之差，“蕃地事务官”要搞的就是变“蕃地”为“藩地”，殖民台湾，建设台湾藩地的事儿。
————————————————
沈葆桢兵逼日军
日军窜犯台湾时，厦门的日本兵船还未离开。
大清国扎扎实实地上了日本人一回当。
日军烧杀抢掠都快一个月了，南洋大臣沈葆桢、福建布政使潘霨，才率人到达台湾。不是上来就打仗，是处理纠纷的样子。
潘霨与台湾兵备道夏献纶一起，找到“台湾藩地事务官”西乡从道，与日本人先打了一番嘴官司。[《清史稿志邦交日本》]
大体是——
我方先申明：台湾属于中国二百余年了（自康熙收复台湾起，前边还没算），一切当然归我们管。如果杀人，我们自会按法律严惩，也用不着你们劳师动众破费银两来管。（“生番土地隶中国者二百馀年，杀人者死，律有明条，虽生番岂能轻纵。然此中国分内应办之事，不当转烦他国劳师糜饷。乃闻贵中将忽然以船载兵，由不通商之琅軿登岸。台民惶恐，谓不知开罪何端，使贵国置和约于不顾？”）
意思是这个意思，当然外交上嘛，话语比这个婉转一些，柔中带刚。以下也是。
日称：台湾人杀了琉球的人，我们得管。（这里没敢明说琉球是日本的。）
答：我们也是刚刚从你们的公文得知，你们来这的意思。琉球虽然弱小，作为一国，人家自己也能而且也有渠道找我们说理。你们就算是怜恤邻国，也可以给我们总理衙门发个函啊。为些陈年旧事，过去你们不说，现在又等不及了。现在牡丹社被毁了，还烧了其他一些村寨，要知道被波及的卑南社，头领就曾救过你们的难民佐藤利八一些人的啊。（“无论琉球虽弱，侭可自鸣不平。即贵国专意恤邻，亦何妨照会总理衙门商办。今牡丹社已残毁矣，而又波及于无辜之高士佛等社。卑南社救贵国难民佐藤利八者也。以德为怨，想贵中将必不其然。”）
日又称：佐藤利八至卑南番地亦被劫掠。
答：绝对是谣传。可能是这样那样的原因，出现这样的误解。（“诚恐谣传未必无因”。）
凫水逃生的人，还有什么钱可劫？再说哪有劫人钱财的人，还肯养活一个逃生的人好几个月而不要钱的？或者哪有劫人钱财之后，还养活被劫者几个月的？就算是地方官员报告上难民的口供不可信，你国可是写了感谢信的，信上并没说被抢被劫。你们给钱奖励的救人者，就是你们要杀害的人，你们国家就是这么办事的吗？（“夫凫水逃生者，有馀资可劫，天下有劫人之财，肯养其人数月不受值者耶？即谓地方官所报难民口供不足据，贵国谢函俱在，并未涉及劫掠一言。贵国所赏之陈安生，即卑南社生番头目也。所赏之人即所诛之人，贵国未必有此政体。”）
至此，大清官员还是没有点破——实际上所谓日人被劫之事，本是日本人刘穆斋（姓名判断，应是琉球人，归入日本后起了个什么佐藤利八，利八，一看就是生意人，还不如叫佐藤王八，王嘛，来得大器）在花莲港遭遇大风，翻船，命都差点丢了，还差银子？被救了不图报，反而来诬陷“社番盗劫”。沈葆桢还真命令夏献纶查问过这件事。劫掠失银的事没查着，反而查出其它的事了：日本人想从生番那里租地，拿出一些洋银来贿赂番社，番社头领来益没有接受。
来益还向官府上缴了日本人给的日本国旗等物件——连旗子都给做好了，事情明摆着是要勾结土番，煽动原住民自己造反叛变。
以上为战场交涉的大体事项。
当然，最后对西乡还进行了一通“两国和谊，载在盟府，永矢弗谖”，诸如之类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
外交上好像起到了明显效果。
西乡从道没什么词了。等清朝官员再去会晤，就躲着装病。
但是，西乡却不走人。
反正就这么赖上了，就是驻扎在牡丹社这地方不挪窝。
看见没？对待日本人，明知他从始至终就是耍赖，就不该费劲说那一大堆好言好语，应该上来直接就往脸上吐唾沫才对，敢回嘴，上去就打嘴巴子。
早就知道，舌头不管用，那就得靠拳头。
沈葆桢可不是单身一人来的，也不仅靠台湾兵备道。
那边藩霨出面谈，这边沈大人坐镇调度，早已请派水师提督彭楚汉率兵舰六艘增援台湾。
发现日本人又增兵驻风港后，沈葆桢急令营将王开俊由东港进驻枋藔，以戴德一营由凤山移驻东港，作为为后应。
李鸿章也深虑台湾兵力单薄，按沈葆桢借拨洋枪队的要求，立即派提督唐定奎统军赴台湾助防。
此外，沈葆桢还吩咐潘霨，偕前署镇曾元福等赴凤山旧城招募土勇，并动员奖励乡团，加强各地的防备。
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大清共调往台湾军队6000多人。
除了台湾的一线兵力，澎湖也在修炮台，以防大举进攻。福建沿海也做二线防御的准备，厦门成了前线，淮军开始调拨部队进入。
对付这点日本人，闹这么大动静，实在有点小题大作，礼节待遇太高。
但雷声大了着实吓人，总算是让日本人瞅明白了——现在还不是与大清动手的时候。
反正是试探，就说误会误会，我们来纯粹是学术研究，但方式有点过激，惊扰了大家。
然后，决定撤了。
撤之前还得赖一赖。
因为，那边还在谈判桌上搞讹诈，以期捞点好处。
自古贼不走空。都是苦日子过来的，岛内打来打去、放火哄抢，使日本人似乎天生就懂得打仗就是发财的道理，不管是过去官方鼓励和组织武士当海盗，还是现在的正规军抢村子。
现在又顺理成章开始搞这一套了。
道理？道理就是，既然都来了嘛……是吧？
不过到此处我很纳闷。
兵员调动部署完毕，应该开打。为何不痛击日军？
区区三千左右日军，连被土著打死带得痢疾拉死，还剩多少？
按日本人的报告，只有20人阵亡，但病死的就有650人。
虽然也在修军营、建医院，做出一副长期驻守的架势，但能不能守住，日本人也没个底。
说到底是快撑不下去了。
日本人在盼——尽快立约。
大清将士在等——后续援军。
台湾守军等的，还有福建巡抚王凯泰集结的2万5千大军，准备渡海。
明显已成孤军深入、后继无援之势，日本人改了口风，提出“我国暴师海外，糜财劳师，为贵国开草莱，锄顽梗，费用耗损，岂可胜计？”
瞧这点出息！
“为贵国开草莱，锄顽梗”，搞劳动力输出啊？还是成“国际主义战士”了！
你直接说要钱不就得了，害什么羞。
————————————————
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
那边大兵压，这边大臣谈。
柳原前光已经赶到北京。
总理衙门出场，再次与日本公使费一通口舌，来往交锋。重点环节有：
一是抓住日本人贿赂原住民头领租地一事，据理反击，不待细言。
二是对柳原前光提出的作为侵台依据的“台湾生番为无主野蛮，本不必问之中国”之语，总理衙门毫不客气地予以斥责：“台湾生番系中国地，不应称为‘无主野蛮’。以前的事，也未曾与中国商量明白，何以捏称中国允许日本自行办理？”
三是对柳原前光最后亮出的“标的”——索要军费300万元，清楚回答：没这个规矩。事实上，大清此时是很硬气的，军机大臣文祥公开表示，对于日本方面要求的军费赔偿“一钱不给”[高阳《清朝的皇帝（下）》]。
柳原前光入京前，已先到天津去拜谒了李鸿章，李鸿章又派遣道员孙士达前往答拜，实际上是嘱付柳原：到京城以后，对兵费及请示觐见皇上两件事干脆连提都不要提。（属以到京后勿言兵费及请觐两事。[《清史稿志邦交日本》]）
因为不用猜，就知道提出也没戏。
事情到了这一步，说你是讨饭的吧，你还带着杀人的家伙，说你是抢劫吧，你膀子也没那么粗。你架式倒是摆出来了，便弄了个两头都靠不上啊，咋整？
实在不好意思，日本乃一“蕞尔小邦”，这种认识一时改变不了。张口就要钱，恐怕你还没那实力。至少大家感觉，大家一样都被西方列强欺负，你有什么可对我牛x的。
这就是东洋还未和西洋一样可怕，中国人只是见到西洋就诚惶诚恐，还不至于见所有洋人就膝盖发软的时候的实际情况。
别说找李鸿章说项，估计请吃饭也没用。
虽然李鸿章不这么想，但慈禧估计这么想。
一些资料和影视片中，慈禧太后批准的意见是“给点小钱，换个太平吧”。可能还不这么简单。
对西洋人，给钱，对一个“蕞尔小邦”，还给钱，深处北京皇宫内的慈禧不见得立刻能从思想上转过这个弯子。惹老佛爷个不痛快，还不如不提。
一帮大臣更这么想，或想也不想，上来就掐脖子都有可能。
给钱？谁说给钱谁就是想挨“踩”。
此种无异于投降、有损祖先脸面的行为，一大帮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人，肯定会挽起袖子齐声喊打，也肯定会不依不饶地攻击。
总之一句话，要钱的事，大清国朝廷上下不会答应。
大清国不差这点钱。但这不是钱的事，是面子的事。
日本人要是真这么“作死”，激起大清的恼怒，也许还真的是另一个结局。
这边谈判陷入僵局，那边大清又一再增兵，日本神经开始紧张，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也急忙跑来助阵。
看日本“内务加外务”这一对搭档，又怎么忽悠。
身在前线的沈葆桢当然深知情势，接连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发电报，沟通情况：“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和。”“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急可想……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
沈葆桢已经看穿：日本人已经撑不下去，也拖不起了。
也就是差最后一把劲的事，后一批清兵一到，战自然占上风，没准不用战，吓也把日本人吓走。
应当说，这个判断相当准确，对策也是十分对症的。
此前柳原前光得到的政府指示《谈判须知》中，虽强撑着要着力解决番地处分之事，但转而又指出“谈判之要领，在于获得偿金及让我攻取之地”，既而又讲“但不可有欲求偿金之色”，并具体传授了讹诈技巧“谈判逐渐涉及偿金数额时，虽在要求所费之外，但不能由我提出，宜将彼之所云报告政府，以伺决定多少”。
说直白一点，就是虽然想要点银子，也不能首先提出，急唠唠的，会被人看出我好打发。
如果没有前边的事，我绝对会以为这是哪家公司的一次商业谈判。
日本人天生就会摆摊做生意，讨价还价。
银子都要不到了，还要什么让地方？
但是，大久保利通不愧是日本足智多谋之人，入京的时候，先暗地里找到了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
说是调停，这威妥玛的屁股明里暗里又坐在日本人一边了。
原因？
原因是许给英国点好处了。
同负外交职责，深处北京的总理衙门机关老爷和身处一线的南北洋大臣之间，又一次出现了不合拍的问题。
表面上的不合拍。
按有些史书记载的，总理衙门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以赔偿50万元，与柳原达成了三条协议。
为什么？
英国公使使劲了。
不光英国公使出面了，美领事毕德格也跟着出任调停，一个劲劝说李鸿章答应总署与柳原议好的三条，并加抚恤赔命。
这才是事情的关键。
综合当时的各种记录，我觉得，事情转机主要还在大清国大臣的态度变化。
李鸿章已经有了新的考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争一时之长短”，且待来日，等等。咱中国这种深谋远虑的道理多了去了。
实际换一句更直接的话说——目前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从李大人的心思里，已经开始想着怎样尽快结束这场“争斗”。
那根本称不上战争，是一场日本职业军队对土著人民的杀戮，大清军队大兵压境，基本上是准备列队送日军出境。
按李鸿章的理念，能“压服”就算成功。
历史不容假设。但这么放日本人回去，而不是趁形势有利、痛击上岛日军，总是让人郁结。
大兵压是震慑，如果死死揪住这拨人、赶尽杀绝，也许能起到更强烈的震慑作用。
后来二战时的张鼓峰、诺门罕，苏蒙军毫不客气，对敢于伸脖子的日本关东军痛下杀手，一个半师团几乎全歼，从此日本人再没敢向苏蒙方向动过念头。
老子不呲出獠牙，你就当老子不会咬人了。
对于日本这样的对手，不彻底打痛，而给他留个念想，留下“一雪羞辱”的机会，只会让它下一次进攻更疯狂。
实在可惜。
还有一个能让大清接受的是，这50万元，比之陪偿军费的开价，除了还了还价，也换了个名堂，被拆成两部分：给抚恤银十万，再给修道建房费四十万两。
好象赔偿军费不可接受，给点劳务费就能接受了，也许这算是商务活动性质？
这也算保全大清的颜面？！
你小日本替琉球出头，死了人了，还要我们给钱，担负抚恤金、丧葬费、误工费、青春名誉损失费？也没人请你，你没取得土地使用证、施工证，就无证施工，属于违章建筑，不但不拆，我们还得付钱买下来？
让我们给抚恤，那日本人杀害的台湾民众，那就不是命吗？那就白死了？
但当时就是这么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琉球反而明确向日本表示：我们没有邀请，也不接受日本替自己出头。
至于大清给难民的那部分抚恤银两，是日本人要的，也在日本人手里，琉球人一文未取！
两相比较，孰明孰暗？
事关切身利益的琉球所以这么做，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中日两国在1874年的9月22日签订了《北京专约》，共有三条：
1、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清国不指以为不是。
2、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卹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清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
3、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清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不能再受凶害。
所谓别有议办之据，就是史上所载的《会议凭证》。上面列出具体银两数目，外加约定钱货两清，日本走人。
问题就出在专约的第一条。
大清官员可能对银子的数量比较在意，但玩文字游戏的功夫实在不够。
日本人坚持因“牡丹社事件”出兵是“保民义举”。据说这个措辞，就是英国公使、调停人威妥玛给日本人出的主意！
而大清或是思绪不清，或是清楚明了但觉无须计较，最为可能的是，大清完全被日本用“台湾”问题牵住了鼻子。
日本出兵台湾，若为琉球，前边已经辩明，在此更不应承认。处理起来，两者也必须掰开。
在条约首条承认了这一点，那就等于明确说，琉球人成了人家“日本的民”了！
这一条，其害处尤其大。
从日本人的反映可以看得出。
虽然日本付出了1千5百万元的军费（还是借的加捐的，才凑齐），得到了50万两的现金收益，从账面上，怎么看也是一笔连本钱都输光的买卖。但是，据日本资料说：日军回国，举国欢迎，谓为大胜！
可见拿到这一纸承认书，有多么大的好处。
好处就在第一条。
日本以台湾为目标，成功地获得了头一个巨大的成果——琉球。
大久保利通回去便报告：“通过与清之谈判，彼承认我征藩地为义举，并出银两抚恤受害难民，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实迹……”
这就是日本人的解读。
此后至1879年，日本放心大胆地将琉球王室胁迫到京都，给了个华族（日本贵族阶层）的待遇，然后设置一个县，派个县长过去。
琉球彻底由一国被降格成了一县，起了一个恶心的名字——“冲绳”，直至今日。
没办法，实在没办法。
————————————————
大久保的“台湾之行”
日本人就是事多。
清史载：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前往琅軿，命领事福岛九成谒沈葆桢提出四件事（日本人所称的五事。第四件分开，就是五件事）：一，请派人受代；一，请撤销两国大臣来往公文；一，请被害遗骸于收埋处建碑表墓，许日人以后登岸扫祭；一，请以后台湾交涉事件，由中国官交厦门领事。
沈葆桢见抚局已成，就答应了，但要求登岸扫祭须有领事官钤印执照，祭毕马上返回。[《清史稿志邦交日本》]
终于结束了。
这所谓四件事，唯有两件，一件可恨，一件可疑。
可恨者：把被杀的侵略者葬在台湾，还要充许日本人来上坟扫墓。
既允许他们来，谁能保证某一年他们是来上坟，还是来打劫？
可疑者：条约规定撤销两国大臣来往公文，这里又重申，为何？
国家交往，大臣来往公文，是重要档案，怎么日本人却要求撤销？条约中有，此处也有。
我对这一情节百思不得其解，到处在中日两方面记载中寻找有关资料，忽然感到，在1874年日军侵台之后一段时间，中日之间还是保持了相对平静的关系（只能用平静这个词形容），说不上友好，也说不是明显敌对。
此后，相互之间小心地交往，似乎忘了这件事。日本政府为镇压国内暴乱，还曾向大清借了3万发步枪子弹。
答案，也许就在这个“平静状态”之中。
种种记载说明，大清朝对日本还是有一种“怀柔”的成分。
这些，应该与大久保利通的台湾之行有莫大关系。
沈葆桢与西乡从道的往来公文，全部事关交涉事项，内容如前所备述一致，那基本揭示了日本的不法行径。
退出台湾，消除这些公文，维持中日之间刚订的通商条约的精神，同时把责任推给西乡从道。ok，大家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这就是对条约中第三条“永为罢论”四个字，最好的注解。
日本人给西乡从道按上个“西乡暴走”的记录，也从侧面暴露了这一点。
维护这种“平静”，是大久保的初衷，也是大久保的设计。
所以，大久保利通的台湾之行，不是客气，而是必须，是重要一步棋。
为什么需要这种平静？
别忘了，这次入侵台湾的成果——琉球。
前边所说大久保的报告中，“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实迹”之后还有一句，“但仍难说两国分界业已判然”。
所以大久保建议政府，加快吞并琉球的步伐。
之后，日本人用了十年时间，来消化吞并琉球的“果实”。
骗局，自始至终都是精心策划、精心实施的骗局。
小日本连这么不讲智商的东西都能拿出来玩，真是无耻者无畏。
————————————————
耗这么多笔墨，从日军侵台事件说起，就是因为，一则，日军侵台，使西洋和东洋更加看清了大清的软弱，也使日本滋长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特别是未经打仗就给钱，也让西方外交官基本看出：大清随时都会解开腰包掏出银子，而不准备战斗。从此，在列强眼里，大清就是一部提款机。
二则，这次事件，就是日军图谋侵略中国的一连串动作的第一步，与甲午战争同为锁链上的一环。
三则，日军侵台，直接刺激了清王朝的神经，决心大建海军、经略海防。北洋海军成军之路由此发端。可以说，甲午战争，两国在黄海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展开命运对决，也是今日的发展结果。
我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就是日本当时是破釜沉舟，悲壮地走向战场，走向那个未知的命运。
但这没有日本自己主动作为、自食其果的功劳吗？
假如日本人做大清的好邻居，两家用不着兵戎相见。
假如日本人不急着露出“背后的这一手”，表现得低调恭顺一点，暗地里建起一支舰队，取得压倒性优势，那时再出手，没什么风险可言，也就用不着“赌上国运，与中国人一搏”了。
日本人似乎总想唤醒一个沉睡的巨人，结局是靠自虐式想象、也靠实际行动，为自己培养一个强大的对手。这次不行，还要再来，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回到那几个岛上，割占的、新抢的地盘，怎么吞进去的，还得怎么吐出来。
一切归零，白费了几十年工夫、搭上几百万个靖国神社的鬼魂，还有陪葬的连靖国神社都进不了的几百万个日本人民的阴魂。这是不是日本人的悲哀？
这只能说明，日本人骨子里的狼性。
再狡猾的狼，终归还是狼，掩饰不住的凶残外露，按捺不住内心的贪婪躁动。
它永远成不了兽中的王者。
![[猎同]不败·东方·揍敌客](/cover/108/108053/108053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