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多少路费合适，这个问题不用那么着急，等把路修好了再说。
至于朝廷会不会同意，朝廷为什么会不同意呢？整条路都不需要朝廷投入一个铜板，朝廷却因此多了一条，可以迅速反应的路，这条路的军事意义，可是比民用的意义还要大上一些。
你试想一下，假设皇帝现在正在东都洛阳的行宫，帝都突然有大事发生，皇帝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条水泥路，迅速的回到长安，处理突发情况。
修好了长安到洛阳的水泥路，以后长安到各州郡的路，都可以修水泥路，商人可以因此得利，百姓因为参与修路，也可以赚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工钱，朝廷到各地的路况好了，处理突发状况的效益，也会大大的提高。
朝廷不仅加强了对各地的统治，而且还能够因为修路，大大的繁荣经济，增加税收，可谓是一举数得，朝廷实在是没有什么，反对修水泥路的理由。”李中华非常自信的说道。
“那万一没有多少人愿意，为走水泥路买单，宁可走以前的官道，那我们到时候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岂不是亏大了，妾身还是觉得，修水泥路的这个风险，实在是有些太大了。”武则天摇了摇头，很是犹豫的说道。
武则天的目光，或者说是这个时代的人，目光看不到那么长远，其实也是很正常的，李中华并没有觉得有多奇怪。
虽然武则天掌管着家中的生意，己经有十年之久了，按理说处事应该非常成熟，但李中华交给她管理的生意，简直是不要太好，那里有什么风险可担心的？
基本上生意都是自己找上门的，根本不需要她去想办法，推销产品，她管得最多的，还是生产上的人事安排，各店铺的掌柜等销售管理人员，以及与各家合作结算分帐方面的事情。
投资方面也很简单，无非就是在哪里多开一家分店，产品供不应求时，加大产量，多招聘一些工人。
那些投资可以说是半点风险都没有，只要投入了进去，马上就可以看到回报。
投资修水泥路，那可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谁也没有干过。
不要说是投资修水泥路了，就是普通的路，也从来没有私人投资修过，就算是有善心人出钱修过路，那也只是一段很短的路。
至于收取过路费，那更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那些土匪山贼拦路打劫的另外。
李中华只能耐心的给武则天，讲解一些后世先进的理念了。
“商人以谋求最大的利益为原则，如果从洛阳运送一批货到长安售卖，走普通的官道，不仅要忍受一路颠簸，而且要用十天时间，耗费在路上。
而走我们修建的水泥路，运送货物的马车，就会跑得很快，根本不用担心，天气突然下雨之后，车轮会陷进泥坑里，从洛阳跑到长安，只需要三天的时间，那你说商人是愿意出点路费走水泥路，还是走免费的官道。”李中华问道。
“三天就能从洛阳，把货物拉到长安，那肯定是愿意出点路费，走水泥路了，早到长安一天，也可以早一天把货物卖出去。”武则天不加思索，毫不犹豫的说道。
“这样不就对了吗？那你还需要担心，没有人愿意走收费的水泥路吗？”李中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笑了笑说道。
武则天还真是有些固执啊！劝说她可是费了不少的口水。
“如果害怕承担太大风险的话，也可以进行招商的嘛，相信很多人看到了水泥的效果，都是不会介绍投资，一起来修这一条，从西都长安，到东都洛阳的水泥路的。”李中华又提出了建议道。
对于这条水泥路，李中花心里其时一点都不担心，朝廷会拒绝修路。
如今的帝都长安城，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粮食问题。
从地理位置看，长安城周围八百里秦川，基本可以为居民提供日常饮食所需。
但事实上，由于长安城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豪门贵族、以及前来经商的欧亚各国商人，数百万的外来人口消费的口粮难以量计。
而陇西一带大部分为御马监属地，主要为朝廷养马所用，并不用于农耕。
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本来相当发达，故从西周到唐代，长安屡为建都之地。
然而自东汉以来，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关中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人口的增殖，统治机构的膨胀，粮食供应成为长安的一大难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二是从关东及江南漕运更多的粮食到关中。
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面临着不少问题，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已非秦汉时期可比。关中在遭受几次惨重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以后，水土严重流失，黄土沙化，泾、渭、北洛等河流的含沙量大大增加，灌溉作用日益降低。
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四分之一，二是不断增长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负荷的能力，即所谓“地狭人稠，耕植不博”。
这个时候的长安，已经发展的十分繁华了，大量的人口聚居在长安城内和效外，多达一百五十万人，超出了整个大唐十分之一的人口。
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给京师”。
三是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石岂，耗费水量，影响了水利灌溉的效能。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
第一个途径行不通，只好转而依靠第二个途径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但亦非易事。
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势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
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运输量却十分有限。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三门天险，隋唐政府都曾进行过改进计划，但效果并不理想。
天皇四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再达于京师的办法漕运粮食。
这样虽然绕过了三门天险，但陆运花费很大，而且小平至陕州的陆路必需经过险峻的崤、函山谷，风险也很大。
开皇十五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复水运，“诏凿底柱”，但仍未能增加漕运量。
如果有一条水泥路，可以快速的将粮食，从洛阳运往长安，李世民做梦都会笑醒。
不过长远来说，还是走水运，过三门峡之后，走渭水入长安，才是最划算的办法。
最近几年，长安的粮食价格持续走高，就是因为人口增速过快，从南方槽运过来的粮食，运到长安之后能不贵吗？用斗钱运斗米，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而酿酒消耗的主要就是粮食，所以成本也在逐年的增加。
在辽东金州酿酒，这些就都不是问题了，辽东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种植粮食。
李中华又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对于解决漕运困难的事情，大有帮助。
据史料记载，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也就是九十多年后，裴耀卿采取分段转输法漕运粮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
裴耀卿在黄河、运河和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漕粮先输入东仓，再开山路八十里，陆运到西仓，最后漕运到关中。
这样，即缩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运输效率。史载，连续三年，“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三年即省钱三十万缗，漕运费用之高可以想见。“用斗钱运斗米”之言不虚也。
之前粮食的问题并不突出，李中华也就没有关心这些事情，但现在可不一样了，一旦出现了灾荒的年景，别说用粮食来酿酒了，恐怕长安城内的人，都要饿死不少。
虽然因为李中华的出现，很多人的手中都不缺钱用了，可是一旦遇到灾年，南方的粮食，无法及时的通过漕运，调运到长安，问题可就非常的大了。
每年初春，就会有大批的江南稻米，用漕运的方式运到长安。渭水流浅沙深，黄河砥柱险阻，漕河水量不足，都会影响到漕粮的转运。
所以漕运粮食其实是最不稳定的，路上的损耗也是非常巨大，一路历经波折险阻，能够顺利运送到长安的漕粮，用十不足一来形容，也是毫不为过。
尤其是过三门峡时，有一段河道水流湍急，弯道众多，又有许多暗焦，稍有不慎，就是船毁人亡的结居，整船的粮食沉没于江中，毁于一旦。
所以后来不得不在三门峡靠船上岸，改用陆路运输的方式，绕过三门峡河段，重新装船，往长安运送。
这样一来，不仅耗费了时间，也大大的增加了漕运的成本，长安的米价焉能不贵？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