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空，中国和东亚的历史，都因为李想的存在而改变了一些。
李想在19年一手创办的奥华贸易公司现在成长为了一个巨无霸般的跨国集团。凭借着一众“黄浦系”和“桂系”人马，已经彻底掌握武汉政府大权的李德林同志还是很守信用的，这个在中国被称之为“奥华洋行”奥地利和南德帝国贸易公司现在成了对华最大的军火供应商。
早在194年，远东的历史就偏离了原来的轨迹。
由于“奥华洋行”提供的武器和资金“援助”，李德林的“新桂系”集团就接连打败了陆廷荣和沈鸿英，统一了广西。从苏俄得到援助后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最大的倚仗换成了拥有近十万兵力的“新桂军”，阴差阳错，被奥德派出的政治顾问洗脑，转而信奉马列的桂系首领李德林将军得到了苏俄军事顾问团的赏识，成为了黄浦军校的第一任校长。
由于广州政府的军事大权掌握在这么一个隐藏的“布党”分子手中，在孙去逝后，北伐胜利后的“清党”依然发生了，但却成了清理以胡汉民为首的民党右派，武汉国民政府政权落在了布党联盟的手中。由于总书记廖恩续只是个政治人物，手里没有掌握军权，在经过几年的党内斗争，武汉政府和中国布党的领导权终于落在了以李德林为首的“黄浦系”和“新桂系”手中。
这实际上还是印证了那句老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19八年“济南事件”中，北伐军与背后支持张作霖集团的日军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由于背后有苏俄和奥德两国的支持，武汉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的武装冲突差点就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
随着日军大批登陆华北，刚刚结束国内战争的苏俄并不愿在此时与日本之间发生了一场规模的武装冲突。在奥地利和南德帝国和苏维埃联盟的调停下，武汉政府与日本和张作霖集团签订“北平协议”，武汉政府被迫承认包括京、津、冀、热和东北三省“实行自治”。
由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剿共”内战，掌握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国布党初步掌握了除东北、华北、西藏等地大部分国内政权后，即把工作的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方面。
在这个年代，还没有所谓的“苏俄经济模式”，苏俄的“新经济运动”很明显已经失败，“奥地利社会主义模式”成了武汉政府的学习榜样，武汉政府还聘请了为数众多的“奥德经济顾问”。加上李德林集团发动的清除“莫斯科派”的党内整风运动，为此，中国的布党被莫斯科方面指责为“修正主义”国家。
但缺少盟友的苏俄并没有象后世开除南斯拉夫那样把中方开除出第三国际，武汉政府名义上一直还是苏俄的盟友。
布党强大的基层组织和控制能力是另一个时空的“民党”最为欠缺的，在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后，新成立的财经委员会只用了一年多就掌控了国内的金融和税收，利用政治手段掌握了货币发行权，掌握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内物资流通，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
在199年，只比苏俄晚了一年，武汉政府就按照“奥地利模式”开始推行了他们的第一个“五年工业发展计划”。
由于之前良好的合作关系，苏俄和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为奥地利和南德联邦帝国在经济大危机中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本和机器设备出口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奥德帝国内部的经济危机。
武汉政府对于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进入关系到军事工业生产体系的领域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奥地利和南德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对于国有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国际合作”，中国布党还是枉开一面，通过决议允许奥德帝国和苏俄“国企”在华开办合资工矿企业。
当然，附加的限制是在这些“合资企业”中，中国的国资必须处于控股地位。
利用奥地利和南德的提供和大量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工程技术人员，苏俄和中国在各主要工业部门都建立起了一大批骨干企业，使得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飞跃阶段。
利用奥德和苏俄的货款援助、资本投资和技术合作，武汉政府对汉阳钢铁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同时在以武汉为中心兴建了武昌造船厂、汉阳汽车厂和发动机制造厂，新建和扩建的钢铁厂有江西新余、湖南涟源、广西柳州、重庆綦江，广东韶关和安徽繁昌六家中型钢铁厂。预计这些钢铁厂在全部建成投产后，中国每年的钢铁产量能达到每年150万吨。
与德国相比，东方的中国是个资源大国，差不多拥有发展工业所需要的所有矿产资源，特别是钨、钼、锡、锑、钛、钒等重要的战略金属，储量都居于世界前列。
奥地利帝国与苏俄、中国之间的工业和贸易合作，大部分是以易货贸易形式来进行的，即奥德方面出口机械设备、工业产品、石油化工原料和输出技术，而苏俄和中国方面提供各种矿产品和工业生产原料。
很显然，布党对于国家的控制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都是另一个时空民党所远远不及的，虽然民众的生活依旧困苦，但工业能力却要比另一个时空时强大得多。
随着苏俄和中国工业的飞速发展，加之在国内采取的一系列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也初见成效。到19年，奥地利和南德帝国终于摆脱了经济衰退，又重新步入新的增长阶段。
“东北王”张作霖在191年暴病身亡，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动下，东北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兵变，那位只会抽大烟玩女人的太子被软禁，整个东北实际上落入了关东军的掌控之中。亲日派逐渐在东北军中掌权，但是引起中日之间直接冲突的“满洲国成立”事件并没有发生。由于此时的中国是苏俄的盟友，日本人对东北和华北地区的蚕食还是以在幕后操纵为主。
布党对舆论掌控还是很有效果，除了最高层，普通的民众并不了解东北已经改天换日的实情。由于日本方面紧逼，布党高层认为中日之间难免一战，反而以更加急迫的态度来进行加快国防工业的建设和战争的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