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也没有即刻发起进攻,只是向朱可夫报告了他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
朱可夫的回答是:“我解除你的师长职务。等待新师长的到达”
在大战进行当中,根本没有讲客气、拍肩膀的余地,朱可夫绝不容许他的部下絮絮叨叨、婆婆妈妈,他要的是结果。
朱可夫向这个指挥官空缺的师派去了一名参谋,由参谋进行指挥,同时增强了该师的炮兵和空中支援。
有了榜样,北部集团各部一个也不敢懈怠。苏军以坦克群、地面炮火、空中轰炸对弗依高地展开新的立体打击,火力最密集的时候,每分钟约有120发炮弹落在高地上,每一平方米阵地就可以分到一发。
一般认为一平方米阵地,如果每秒有两发炮弹通过,那里将不会再存在任何生命的痕迹,弗依高地虽还未达到此等酷烈的程度,但已接近了这一状态。
搜索队几乎所有的战壕都被炸平,由于前几天下了大雨,他们曾把弹药放到战壕里进行储存,伤员也在里面进行包扎,在炮击中,这些伤员和弹药都被埋进了土里。
搜索队原有七个中队计八百多名官兵,几天激战后,仅剩不足三分之一的人员。此外,配属大炮也已全部被毁,无一能够使用。
在反复攻坚下,苏军终于攻克外围阵地,把搜索队残部压缩到了最小范围。
t130喷火坦克随即上阵,把搜索队包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可以说连蚂蚁爬出来的空隙都没有了。
日军并不是特别惧怕一般坦克,士兵只要躲在“章鱼罐”战壕里不出来,履带就压不着,但是喷火坦克例外。
坦克上面的火龙喷过来,喷在人身上就是一个火球。当喷火坦克逼近时,日军士兵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更不用说开枪了。
阵地在继续缩小,弗依高地好像是一盏风中的残灯,随时面临着熄灭的危险。
岂知又遇罩鱼人
8月23日,是一个让日本人感到特别郁闷的日子。
这一天,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对日本小兄弟,德国人也不是一点没交代。签约仪式的前一天,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给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打了个电话,专门告知了此事。
大岛浩马上晕了,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串诸如“我要抗议”“这是为什么”等一类废话。
里宾特洛甫对这些废话充耳不闻,道声晚安后便把电话给放下了。
德苏签约的消息震惊日本军政两界苏联一直是日德两国共同的假想敌,起码日本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一个日本学者在日记中记下了感想:“今天对政界来说,无疑一个晴天霹雳。”才成立半年多一点的平沼内阁因此咣当一声倒了下去,只留下一张“欧洲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的声明。
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德国之所以会下决心跟苏联签约,在诺门罕观战的观察团也起了很大作用:既然你干不了你的敌人,那我就选择跟你的敌人站一边儿。
这就叫权术外交,可怜的日本人被耍了。
对关东军来说,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这次苏军在诺门罕发起的大反攻会如此不留余地。
因为不用再顾虑来自欧洲方面德军的威胁。
关东军由此变得格外紧张起来。综合前线传来的各种情报,参谋们判断,第6军所面对的苏军兵力至少在三到四个摩托化步兵师,外加四到五个机械化旅。
就在这时,司令部收到了第6军司令官荻洲发来的电报。上面除了报告8月24日预定全线反击外,还洋洋洒洒地提供了一堆“好消息”。
如果关东军不是已经得到情报,他们从中得到的印象就是这样:在诺门罕战场上,苏军的进攻有气无力,而且行将结束,日军方面,指挥如意,士气旺盛,除了北翼稍微退了那么半步外,其余阵地皆固若金汤。
植田司令官急得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扔,这荻洲到底有没有上战场指挥,是不是还在海拉尔的房间里空想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植田烦的是荻洲身上那股不当一回事的狂劲,他对发起反击并无疑义,因为在关东军司令官的脑子里,就没有撤退两个字,只是如何进攻的问题。
植田曾考虑增调关东军其他师团参战,但不管哪个步兵师团,机动化程度都很低,要集结到诺门罕,最近的需一周,远的就得半个月,远水难解近渴,恐怕第6军已撑不到那个时候了。
只好让荻洲自给自足地组织反击兵团了。植田就怕荻洲按照“好消息”布兵,反击兵团兵力不足,从而导致功亏一篑。
1939年8月23日下午,经植田委派,矢野和辻政信坐着飞机紧急赶往海拉尔,以审看作战计划。
荻洲不在海拉尔,已经去了将军庙。两人商量了一下,就由辻政信换乘侦察机跟了过去。
辻政信千不该万不该,这时候还偷懒乘飞机,诺门罕的制空权完全由人家苏军掌控着,“燕子”“黄莺”们正愁没猎物可叼,看到辻政信的这架膏药旗立刻亢奋起来,都抢着要来干它。
路上这个艰险,尽管飞行员左避右闪,还是中了弹,最后迫降于草原。辻政信到底是机关里混出来的,脑子转得贼快,没飞机他就拦了一辆卡车,并让驾驶员蛇行前进,一边躲避苏军战斗机的扫射追击,一边继续开往目的地。
祸不单行,路上又被远处渗透进来的苏军坦克给瞄上了,咚咚几炮,把卡车给炸坏了。这真是“脱身要跳黄丝网,岂知又遇罩鱼人”,还好,车毁了,人没事,辻政信倒也有一股激情,索性靠两只脚跑进了位于将军庙的第6军司令部。
见到张皇失措的辻政信,荻洲还挺乐呵:“你来得正好,明天我们就要举行全线反击,歼灭苏军了。”
辻政信把作战计划要过去翻了翻,发现计划订得还行,没有极品到以为派两个中队,就能抄苏军的后路。唯一让辻政信看不惯的,大概也就是这份计划并非出自他本人之手,所以怎么看,都觉得那是“缺乏实战经验的人编出来的”。
经过辻政信的略加修改,预定中的反击兵团达到14个步兵大队,一万五千人,不少了。
两个半
1939年8月23日下午2点,荻洲按照作战计划,向固守部队和反攻兵团分别传达命令,无非是固守的要死守,反攻的则向预守地域集结。
从荻洲,再到植田、辻政信,其实这时都在走着纸上谈兵的路线。荻洲的命令不下还好,一下可露了馅。首先是右翼战斗异常激烈,派去的传令兵在外层就被打死了。
反击部队方面,接到命令早一点的还好点。比如原据守733高地的酒井联队,因部队编制保存得相对完整,第一个被小松原看中,21日拂晓就撤出了733高地。那时战斗刚刚开始不久,撤也好撤一些。
苦的是后来才被添加进反击名单的部队,这些部队早已处于苏军火力包围之中,哪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撤出来的,而且基层指挥官对眼前的困境看得最为真切,好多人对荻洲的反击行动并不认可。
大家都在质疑,一线部队白天作战,晚上抢修工事,本身已缺吃少喝,疲惫不堪。要是凭借工事死守,或许还能守得几日,现在忽然要跑出去跟苏军玩冲锋,这不是“老虎口里夺脆骨,蛟龙背上揭生鳞”,自己上门找死吗
最左翼的第71联队这时只剩1800人,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但按照荻洲的命令,仍然要抽调两个大队参加反击。诺门罕战役以来,第71联队已三换联队长,现任联队长森田彻向师团参谋长冈本连连叫苦:“两个大队都抽走了,还能剩下几个人
又怎么守得住防线。就算出去反击,恐怕前进不了多少米,也要全军覆灭的。”
冈本就是第71联队的首任联队长,但如今处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他对森田彻的唱衰甚为反感:“就是全体玉碎也要进攻,为了皇军的荣誉,哪怕前进两三米也好。”
森田彻被说得哑口无言。
其实这就叫坐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森田彻曾经也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极品程度,最喜欢做的就是欺负弱者,最擅长的勾当,是在看似不可能的部位,硬生生地切下一块肉来。他是七七事变的元凶和谈判代表之一,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极为凶恶蛮横,当时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不讨厌他。
白天根本动弹不了,除非晚上还有机会。事实上,荻洲能够投入的反击部队都是趁晚上才陆续到达集结区域,尽管如此,在撤出过程中,他们还是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伤。
荻洲任命第23师团长小松原为前敌总指挥。1939年8月23日夜,小松原将师团指挥部由将军庙推进至752高地附近,此时离攻击目标只有7公里左右。
小松原将反击兵团分成左右两翼,左翼以第7师团为主,由第7师团第14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掌握,右翼以第23师团为主,由步兵团长小林恒一少将掌握。预定为四个联队,但直到反击开始,仍有部队未能到达,最后只凑齐了两个半。
1939年8月24日上午9时30分,这两个半联队向苏军南翼集群发起反击攻势。
此前朱可夫正在河西碉堡里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这位体格健壮、方头大脸的将军洗了个澡,看上去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情绪好极了。
就在朱可夫对着记者们侃侃而谈的时候,两名侦察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向朱可夫报告说,日军正在集结大部队,显然是在准备反击。记者们一听,既紧张又激动,有料啊,赶紧拿起笔,竖起耳朵,以便记下朱可夫发布命令时那种果敢和有力的神态。
可是他们想错了,朱可夫未发布任何新的命令,他只是语气平淡地告诉侦察兵:你们看错了,日本人已经没有力量发动有效攻击了。
侦察兵愣住了,因为确实亲眼见到日军在整军待发,记者们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朱可夫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没有人怀疑朱可夫在判断和决策上的正确性。
朱可夫不是不知道日军将发动反击,只是他早已看穿了对手的五脏六腑,在双方兵刃还未碰到一起时,便料知对手必败无疑。
必败的攻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评论它吗
确实完了
这天早上前线刮起了大风,大风卷起沙土漫天飞舞,吹得人睁不开眼。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日军反击兵团的右翼率先启动,并由编制相对完整的酒井联队充当先锋。
朱可夫用不着增加任何命令。他的南部集群已经以两座高地为中心,构筑了宽度达10公里的铁丝网纵深阵地。
在苏军阵地上,正面为轻重机枪,左右两侧是二十辆坦克,机枪打,坦克轰,其火力的凶猛程度,比风沙还要厉害得多。冲锋中的日军像狂风中的竹竿一样,一批批地倒下去。
这还只是最前沿看到的景象,其实当天南部集群仅坦克装甲车就汇集了200辆,后面还有榴弹炮群支援,仅铺天盖地的炮弹,就足以构成“火制”地带,酒井联队出现大量伤亡,是件毫不意外的事。
对于日军的“猪突冲锋”,日后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大兵有一句经典评论:“对一个猝不及防、病弱无力的人来说,野猪狂冲过来的确很危险,但对于一群弯弓搭箭的猎户来说,冲过来的野猪正好是盘中餐。”
诺门罕战场上,日军就是苏军的“盘中餐”,仅仅在上午,就有了副联队长战死的记录,有的地方日军尸体摞在一起,简直让人无法下脚,而他们得到的,只是前进不到2公里的“战绩”。
小松原急忙让炮兵进行掩护,到中午时分,酒井联队总算接近了苏军阵地前沿,但因人员伤亡和弹药消耗过大,已失去了前进的力量。
仅仅半天工夫,朱可夫的论断就得以证实。
到了下午,攻守双方易位,苏军开始进攻。坦克部队从连绵起伏的沙丘背后钻出来,会喷火的喷火,不会喷火的连撞带压,酒井联队一个小队一个小队地被干掉,某个中队仅有四人生存,还全是重伤员。
每个日军士兵几乎都带了燃料瓶,可是苏联坦克新换的柴油发动机根本就不惧燃烧瓶,而且每辆坦克车上都装有钢丝铁刺网,让你抓没地方抓,爬没地方爬,连做“肉弹”的机会都捞不到。
下午2点,小松原的指挥部与整个右翼兵团失去联系,派出去的联络参谋和传令兵全都有去无回。小松原急得没辙,只好又疾呼飞行集团前来救援。
战前就说好航空兵要配合,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为之苦恼极了,本来新添了一个第64战队,但在近阶段空战中,该战队的飞行员和飞机已损失了将近一半,就连战队长横山八男少佐本人都被击落负伤,令航空兵们十分胆寒。
实在无人可用,嵯峨彻二只得把在海拉尔机场休整补充的第24战队调回充数。
所谓补充,并不是像苏联空军那样能迎来新型飞机,第24战队得到的,还是老旧的九五式战斗机,型号为ki10,其格斗和爬升性能尚不及九七式战斗机。
第24战队长收到出击命令,就跟收到死亡通知书一样,新任战队长赶紧与飞行员们一道商量,最后众人都认为,既要交差,又不至于立马就报销掉,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战术。
日本陆军航空队沿用的是一战时单机空战的经验,依靠王牌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打仗,等到王牌和九七式都损失得差不多了,他们才想到要学习苏联空军,进行有组织有指挥的作战。
第24战队飞临诺门罕后,战队内部绝对禁止单机空战,通过这种抱团抗衡的战法,才得以减少损失。
第24战队出战,并不是要与苏联同行较劲,而是为了掩护轰炸机。
下午4点,12架九七式轻轰炸机终于来了。来了一看,地面有十几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卡车,旁边又没有高射炮,不用担心被击落。飞行员们激动起来,这么好的打击目标可不容易逮到,若不赶快下手,岂非很不专业。
自从丧失制空权后,日军飞行员除了在家里修飞机外,根本就没什么机会出来活动,更不用说炸得这么过瘾了。他们索性把带来的炸弹全扔了下去,咣咣咣,卡车和卡车上的人都被炸了个光。
炸完了,第一个朝天上吐唾沫的不是苏联人,而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他们来的日军。原来地面部队忙中出错,没有做好地空识别,轰炸机炸中的是师团汽车队,其间,地面的日军士兵又是摇旗,又是挥手,处于高度兴奋中的飞行员没有一个看见。
傍晚时分,前线终于传来消息。先前无法与前线联系,只是因为右翼兵团的指挥系统已经被苏军摧毁。步兵团长小林右腿被坦克炮打掉,倒地后浑身是泥,已昏迷不醒,差一点被溃退下来的士兵踩死,过了很长时间才被卫生队发现收容。
酒井联队长左臂被打断,酒井队长的大队长、中队长几乎死伤殆尽。
眼见情形不对,酒井急忙下令将性命攸关的联队旗后送,以免被苏军缴获,随后他自己就得到了和联队旗一样的待遇。第一大队长西川重伤后被送进野战医院,一睁眼,发现以酒井为首,联队幸存的各级指挥官已经全部到医院报到,不禁脱口而出:“第72联队酒井联队完了”
确实是完了。酒井联队有2295人投入反击作战,这一战就有2200人死伤,伤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剩下来的人只够勉强编成两个小队。
森田彻第71联队只有一个大队能参加右翼兵团。在作战中,小队长以上的军官非死即伤,部队不得不靠士官维持指挥。
右翼兵团还有一个野炮联队,该联队一千多名官兵和相应挽马全部横尸荒野,火炮被摧毁,联队长也成了光杆司令。
当小松原收到消息时,右翼兵团残部正像雪崩一样往后逃命,出现了小松原所说的“前所未有的肆意退却现象”。
再不“肆意”,就要成死尸了。
神经搅乱战术
右翼兵团虽然溃败,但还是当天反击中攻得最远的部队,起码他们离苏军阵地前沿已经很接近了,森田范正旅团长指挥的左翼兵团连苏军阵地的边都还没摸到哩。
在苏军密集的火力打击下,日军根本就冲不过开阔地。森田范正看得害怕,还特别天真无邪地向师团指挥部请示,问能不能灵活一些,不要“猪突”。
师团参谋长冈本听了很是生气。
瞧瞧人家酒井联队都是怎么干的,你第7师团号称关东军的第一块牌子,名气不小,功夫却这么烂,什么世道
冈本大声呵斥:“给我进攻,哪怕是只能前进一寸。”
森田范正被骂得脸上无光,顿时跳了起来,气急败坏地反问道:“人都死光了,还进什么攻”
有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荻洲的所谓全线反击,就是在做着这样一件事。
日军费尽力气组织反击,企图从南翼包抄苏军,却不知道苏军也在包抄他们当天,苏军南北集群中的坦克部队在日军防守阵地的后方会合,初步实现了大反攻计划中的战役包围。
接下来,朱可夫要做的,除了继续收紧包围圈外,就是把这块已在掌握中的蛋糕一块块切开,然后分食。
对此情形,身为普通医官的松本比利令智昏的高级官佐还要看得更为真切。在他的视野范围内,诺门罕地区已经到处布满苏联兵和蒙古兵,而且苏军还在从西岸涌来,松本的形容是,“像大河流水一样源源不断而来”。
在宽阔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坦克装甲车卷起漫天尘土,苏蒙军的呐喊声直冲云霄,几有撼山之势。松本说,在那一刻,虽然明知这是敌人在举行大进军,但他还是从心里面感到佩服,甚至幻想那是日军的大部队,自己可以加入进去。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苏军的进攻下,很多高地都插上了红旗,日军少弹乏粮,败局已定,剩下的只有绝望的挣扎。
1939年8月25日零点,搜索队撤出了弗依高地,这是一次自发的撤退行动。
在作出这个决策之前,搜索队已经濒临绝境,战壕炸平了,子弹打光了,刀也砍弯了,整个联队仅剩一百多人,而且全是轻重伤员。高地上横躺着七百多具尸体,“恐怕鬼神看了也会害怕”。
在与师团指挥部失去联系后,搜索队长井置荣一中佐手里只有一张师团给他的最后命令:“死守到底。”
井置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战场紧急会议。军官们都认为,以眼下这种情况,死守已无必要,也守不下去,等于是大家白白送命,倒不如先撤出阵地,补充之后再杀回弗依高地。
作为指挥官,井置的选择非常有限。高地被苏军包得有如铁桶一般,要想突围成功,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就算能突围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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